[rzzch.cn]報道：就像新聞聯播里的國家領導人一樣，感覺很遙遠。”當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曾鳳萍來到王選的靈堂，向自己的師爺——王選告別時，他對王選還是那么陌生。
王選已經淡出人們視野好幾年了。直到2006年2月13日，他的突然辭世才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
“全國停用一天激光照排”可能是對王選最恰當的悼念方式，不過誰又敢讓全世界中文閱讀者一天沒有任何報紙可看。但也許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深切地感受到，這位老人曾怎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但又有誰知道，一個有市場頭腦的卓越學者，伴隨著革新中文印刷事業的巨大成就，孤獨地游走在校園和企業、學術和市場之間——他的成功與失敗皆源于此。
冷門的選擇
上海衡山路，著名的情人街，浪漫的小洋樓展示著曾經的陳舊與輝煌。69年前，王選就誕生在這條街的964弄15號。彈指一揮間，一切物事人非。在如今已是太平洋商廈的繁華勝景里，誰還能憑此追憶當年法國梧桐遮掩下、昏暗狹窄的石庫門里，曾經有個偉大的生命在此呱呱墜地。
“這個孩子我不想要了。”在上海衡山路一幢二層小樓里，心煩意亂的周邈清對丈夫王守其說，因為照顧4個孩子，她已經夠累了。此后因為忙，周沒顧上這事，王選作為他們的第5個孩子在1937年2月5日還是降生了。
王家是典型的嚴父慈母。父親畢業于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當了一輩子的會計，做事認真到難以想象的地步——寫信必用復寫紙留底，別人的來信則要按時間整齊地排好。他的愛國情緒在日據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曾經大女兒為省錢買了一把日本的鉛筆，他勃然大怒，一把奪過來扔到爐中燒了。
父親的言傳身教，被幼年王選看在眼里，不自覺地受到影響，惟獨在日常生活中東西亂放這點不像父親。
1954年，王選考取了北京大學數學系。中國從那年開始全面學習前蘇聯的教育體制，該級生源之好在數學系歷史上空前絕后，后來共出了6名院士。
現北京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張恭慶院士和王選在中學和大學都是同學。在他的印象中，王選的成績非常優秀，“他在各方面都對自己都要求很高，從小就樂于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同學。他選擇專業方向，也是從國家需要考慮的，而不是個人，這給我的印象很深。”張恭慶院士說。
大二下學期分專業，那時數學被看成是科學王冠上的明珠。學習好的同學基本上都選擇了數學，王選卻出人意料地挑中了當時大家都不甚了解的冷門專業——計算機。若干年后，王選稱，這是因為他覺得計算機大有前途。對此，張恭慶的評價是：“我相信他有這樣的眼光。”
年輕的老病號
1958年，北大決定研制一臺“紅旗機”響應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在研制者的計劃中，這是一臺可以每秒進行1萬次定點運算的中型計算機。如果成功，其運算速度在當年可以排進世界前20位。留在無線電系任教的王選成了邏輯設計的主力。
在狂熱的“大躍進”氛圍下，王選經常連軸轉，他曾經40個小時沒合眼。可偏偏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了省口糧，他晚飯經常只就著黃醬喝碗稀粥，全身浮腫卻仍舊沒日沒夜地工作。
“紅旗機”最終流產了，王選則開始不明原因的低燒，他的肺部查出有陰影，吃了各種藥也不見好轉，只能回上海家中休養。“同志們，永別了。”在火車站，王選的一句玩笑讓同事們潸然淚下。
事實上，王選的先天體質就不好。張恭慶院士回憶說：“王選看上去始終很瘦弱，臉色不好，中學時就那樣，他有先天性哮喘。”
3年后，剛回到北大的王選因為參加勞動一病不起，再次返回上海。此時政治環境已不允許他靜養，因為本就是“右派”的父親又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王家被查抄。
1968年年底，王選由于“偷聽敵臺廣播”（學英語）被勒令返回北大上學習班。在此期間，他再次開始莫名其妙的低燒，只要一動就大口喘氣，虛弱到連出門的力氣都沒有。此后的6年中，王選成了“勞保”戶。他的鄰居，法律系的金瑞林老師，就經常看見坐在北大佟府院子破木椅上曬太陽的王選捂著胸口劇烈地咳嗽。
看著高高的枝頭上掛著的幾個孤零零的柿子，靠在椅子里的王選苦澀地想起同事們的安慰之語：你以后可以翻譯些資料什么的。大家都覺得，他以后再也做不了研究工作了，但他真不甘心，滿腹的知識和想法就曬太陽了嗎？
當代畢?N
《澳門日報》的工人抱怨：“不是我們不愿用鉛字，而是我們在澳門已經雇不到愿意去揀鉛字的工人。”臥病多年、幾乎被無線電系遺忘的王選意識到，如果這一切都能用計算機操作，結果將大不一樣！激動不已的他決定著手研究，也算給自己找點事做。
鴉片戰爭以來，有一種產業格局一直壓得中國人抬不起頭：中國技術與國外同類技術放在一起比較時，前者落后得仿佛大家不屬于同一時代。但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改變了這樣的格局——他選擇的不是追趕，而是直接超越。最終，國外的排版系統全部被趕出中國市場，中國的鉛字排版在幾年內也一陣風似地都換掉了。
很多人將王選最大的貢獻歸為激光照排系統，但確切地說，是他改變了一個行業！對市場的敏銳成就了王選，但也讓他從一開始在北大就不被傳統的眼光認可，直至今日。
1975年，王選的妻子陳?憶M聽說了“748工程”。這是為了解決漢字的計算機輸入/輸出問題，國家于1974年8月設立的重點科技攻關項目——“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工程”，包括三個子項目：漢字通信系統、漢字信息檢索、漢字照排系統。其中漢字照排是利用計算機和相關的光學、機械技術，進行漢字的輸入、編輯、輸出、印刷等操作。
美國報界在1970年前后已全部采用電子排版，但中國仍然在揀鉛字：揀字員端著揀字盤，在幾平方米的揀字房里一天要走幾十里；拼完版后還要把這些版捆在一起打樣張，有好幾十斤重。鉛對人的神經系統傷害極大，刷子和去污粉怎么也刷不干凈鉆進指甲縫里的油墨。
鉛字印刷的痛苦深深地印在每個排版工人的心中！他們迫切希望，有一種技術能替代這種原始的勞作。
據了解，當時國際上流行的電子排版系統屬于第3代，第4代（用激光掃描的方法來還原輸出）正在研制中。在信息存儲方面，已普遍淘汰模擬式而采用了數字式，用點陣的方式，即用無數的小點來描述字符。這對只有26個字母的英文來說當然沒問題，但中文卻有上萬個字！如果每個字都用點陣來表示，字庫會相當巨大，龐大的信息量對當時計算機的處理速度和存儲能力而言，實在難以承受。
良好的數學背景讓王選很自然地想起信息壓縮的辦法，即以一種特征來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具體辦法是用線段（筆畫）來描述字形。這種矢量算法是一種根本性的進步，不僅解決了信息量的問題，而且在字形放大時不會出現毛邊。10年之后，當西方遇到激光打印機的文字保真問題，才想起了矢量算法。
然而，1975年11月初“748工程”報告論證會上，王選在滿懷希望呈報自己的方案時，卻被大多數人斥為“玩數學游戲”。會議最終選擇了一個二代機（光學機械式）方案作為“748項目”。王選遭受沉重打擊，但他執拗地認為自己的判斷是對的。
天無絕人之路，當時四機部計算機工業管理局局長郭平欣非常欣賞王選的數字式存儲思路，并在10個月后越過重重阻撓為王爭取到了機會，這樣就在事實上形成了兩個“748工程”并行的局面。
在考慮漢字信息的高速還原和輸出問題時，王選再次有了“跨越式思維”：搞應用必須著眼于系統成熟時的國際技術情況；否則等產品研制出來，就已經落后了，只能永遠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于是，他毅然跳過第二代、第三代（陰極射線管）排版系統，直接跨入國外還沒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統，用激光掃描的方法來還原輸出，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激光照排”。
“王選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對這么一個小小助教加長期病號的狂妄想法，很多人嗤之以鼻。
“王選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不少計算機的同行都瞧不上他！在他們的眼里，數據庫的結構、操作系統才是正經的學術研究。在北大，尤其是理科，一直以基礎研究為重點，應用研究很少。王選所做的東西實質上是印刷，與向來陽春白雪的北大學術正途和北大傳統格格不入。
當時，王所在的無線電系明確表示不支持，原定的會戰班子根本組織不起來；合作單位新華社也停止了配合，項目被整體擱置了。
小方鵬就是那時注意到王選的。“他總穿一件破中山裝，騎輛破自行車，在北大南門的國槐大道上來來往往，和其他普通老師沒什么兩樣。”不知為什么，從小在北大長大、見過無數書癡的方鵬，一下子就感覺這個人很孤獨。身為北大老師的爸媽告訴他，那人叫王選，他們系的人對他搞的那些東西壓根瞧不上！
新的印刷革命
別人不相信，王選就Do it yourself（自己動手），從1975年一直做到1993年，18年里沒有節假日、沒有周末。王選夫婦沒有孩子。功成名就之后，王曾說自己特別理解一句名言：“一個獻身于學術的人就再也沒有權利像普通人那樣生活。”
1977年，電子工業部、新華社和北大召開的三方會議讓“748工程”重新得到了支持。興奮之極的王選覺得前景一片光明，但上天似乎一定要讓他飽經磨難。
1979年，英國蒙納公司（該公司于1976年發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機——Monotype，但只能用于英文排版印刷；同時期還有美國IPX公司、HTS公司等則都在抓緊研制漢字激光照排機）要來中國展覽他們的第四代機，并引起多家出版單位興趣的消息讓王選有些蒙了，也急了，他的四處奔走最終使有關部委壓下了這股引進風。
1984年初，第2次引進高潮洶涌而來，行政命令此時已不能解決問題，《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華印刷廠等有錢的大報和印刷廠紛紛引進國外產品。“748工程”的一些協作單位也蠢蠢欲動要撤出，甚至放言“今秋印刷展開幕之時，就是‘748工程’垮臺之日”。
1984年底，美國IPX公司到新華社介紹產品，當時尚在與北大合作的新華社工作人員在地下室里調試軟件時不客氣地說：“人家都有現成產品了，你們還搞什么？”氣得工程師王增抗吃不下飯。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大家咬牙堅持著，并給系統起名“華光”，意為中華之光。
1985年7月，在紐約HTS公司總部，HTS總裁春風得意地告訴王選，他剛從北京回來，已經和《人民日報》簽訂了430萬美元的照排設備合同。王選大受刺激，就在兩個月前，前后歷時5年、6家單位通力協作的華光II型系統剛剛通過了國家級鑒定。
與外界的壓力相比，華光在研發和試用中遇到的問題更讓人頭痛。
在國家政策的傾斜照顧下，華光Ⅲ型獲得的第一個用戶是《經濟日報》，在運行過程中，重字、重行、丟字、丟行等錯誤頻頻，標題移動困難，改過的錯字有時又會悄悄跳出來；電源設計不合理、抗干擾性差、掃描抖動、暗盒不嚴、走紙不勻等一系列問題讓《經濟日報》忍無可忍，曾發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解決問題，就退回鉛排作業。”
華光公司只能立刻調集北大、濰坊、杭州等地各方技術骨干跟班作業，隨時解決出現的“火情”。多番周折后，系統才運行順暢。1987 年下半年，華光Ⅲ型的運行越來越順利，效益也大大提高。10月，黨的13次代表大會在京召開，大會工作報告全文34000多字，《經濟日報》在收到新華社電訊稿之后，立即上華光系統進行計算機排版，整個過程僅用20分鐘，其他大報則召集一批最熟練的鉛字排版工人，苦戰了三四個小時。激光照排的威力充分顯示出來，并因此名躁天下。
1988年7月18日，《經濟日報》賣掉了一切鉛作業設備，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人民日報》當時撰文“如果活字印刷是一次印刷革命的話，這個系統的誕生，將是一場新的印刷革命的開端”。王選被稱為“當代畢?N”。
1988年，華光IV型投入批量生產。由于采用兩塊專用的超大規模集成芯片，它大大加速了字形復原速度，每秒可復原710個字，是當時世界第一。華光IV還能提供多種藝術字體、上百種花邊和上千種網紋，并實現了文字和圖形、黑白照片的合一處理……這些功能當時即使在國外的中文、日文照排系統中也聞所未聞。物美價廉的華光Ⅳ型迅速普及。
“在電腦激光照排車間，十幾臺電腦前坐著十幾位穿白大褂的姑娘，姑娘們纖細的手指在鍵盤上靈活起落，仿佛彈奏著美妙的樂曲……而過去的鉛排車間里到處立著一排排黑乎乎的鉛字架，一個個鉛字要從架子上揀出來，碼成一篇篇文章，再放到鐵案上拼成大樣。”這是1988年12月6日，《經濟日報》記者詹國樞對報社使用激光照排前后的描述。顯然，漢字印刷業經歷的是一種翻天覆地的變化。
過去出書很難，一本書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排出來，現在3天就排完了。而對于普通人來說，以前的報紙字體非常少，版式也很簡單，頂多就是套個紅印；而后來出版物的版式越來越復雜，彩色出版物也越來越多，這都與激光照排系統的發明和進步有關。
1989年底，國外的照排系統被迫全部退出中國市場。
校園里的先行者
“王選”和“方正”，兩個詞是緊密聯系的。在王的照排系統橫掃中國時，方正，這家當時在中關村那家倒騰電腦的公司也搖身變成了一家極有發展前景的高科技公司。
“老師”和“企業的管理者”，兩個大相徑庭的角色，原本要求的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格和素質。當王選從北大教授變成方正的高層時，必須接受人們像對待企業家那樣殘酷無情。
在北大，王選還可以以Do it yourself的方式最終獲得別人的尊重，而在企業的名利場上，最終他無能為力。
“如果僅僅為了報專利、評職稱，目的早就達到了。從一開始我們就是想讓中國甩掉鉛字。”1982年，一位領導告訴王選，很多部門擔心激光照排系統的原理性樣機不能繼續改進并投入實用，因為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都只是為了獻禮、評獎、評職稱，王選不假思索就說出了以上的話。
學校里有技術的人很多，但很多研究成果根本無法轉化為效益和生產力，像王選這樣能把錢和技術結合得很好的很少。在方正有了爆發性盈利時，“748實驗室”（后為北大計算所）也有了充足的資金。
而像王選這樣，能夠根據市場的需求來確立自己研究方向的在北大更是少之又少。“他對我們的要求是‘頂天立地’，技術要一流，同時做出來的東西要實用。”王選的學生、現方正研究院院長及CTO肖建國回憶道，王選確定科研課題前，都會先花大量時間考慮：這個技術演化下去會成為什么樣的產品，在市場上會有什么反應；或是現在市場上需要什么產品，我們的技術能不能演化過去，從市場驅動和技術驅動進行雙向思維。
聰明的人有很多，而市場頭腦正是王選不同于其他教授、用自己的發明造福社會的根本原因。1989年夏，在北大檔案館前的一棵大樹下，王選找肖建國談話，要他轉課題，做彩色出版。當時國內的彩色出版物還不多，國際上連研發這項技術的試驗設備都還很少，只能根據揣摩和替代設備來研究。兩年后，成果一誕生就立刻成了世界領先。
曾經人們以“當代畢?N”來稱呼王選。對于這個評價，有人則認為是一種貶低，等于完全將王選從學者這塊剔出來了，畢?N只是一個匠人。王選的東西是可以賣的，而學者的東西是無法賣的——從北大的價值觀來看，王選也許不那么成功，但對社會來說他的成果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是最偉大的科學家。
“狂妄”的推銷者
1988年春，北大的校辦企業北大新技術公司介入了激光照排系統的生產和銷售。那是一群人們眼中“不務正業”的老師攢起來的，在中關村“倒賣”PC，學校則會把一些不要的人往那兒塞。
1991年3月8日，王選和一直生產和銷售激光照排機的濰坊華光公司分手，從此，北大新技術公司和王選的激光照排緊緊地綁在了一起，并重新為系統取名“方正”。方正和華光成了市場上的一對死對頭，失去研發支持的華光很快就敗下陣來。1993年2月，方正集團正式成立。王選領導的北大計算所逐漸融入其中。
“在大廈周圍，你們都可以開著車跑來跑去，你們會掙到很多錢！”這就是王選給方正員工描繪出的誘人前景，“物質的事情你們不用想，你們現在的業務很神圣，你們是當代的畢?N！”
剛剛畢業的北大研究生李毅，聽得熱血沸騰，和一幫同事們干得特別賣力。
那時李毅經常跟著王選一起見客戶或開會。有次勸說《遼寧日報》不要采用華光系統，王選直截了當地對那位總編說：“錯過這一次，就沒人可以救你了。華光沒有研發，你要用他們的，出報會比別人差，以后是死路一條！”這種狂放的言語讓一旁的李毅聽得很吃驚。
王選有個習慣，不管出差到哪兒，上飛機后總要先看報紙——用放大鏡看那些字，就能看出來用的是哪家的技術。早些年很有趣，后來就沒意思了，因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了。現在北美的每一張華文報紙用的都是方正產品，歐洲基本也如此。王選特別關心的日本，也有100多家用了方正的技術。
打敗華光后，客戶已沒有什么可比較的，就是排著隊簽合同。
“優惠5%行不行？”
“對不起，只能優惠2%。”
“算了，這2%我不要了，什么時候能保證我聯機啊？”
現已是某跨國公司高管的李毅回憶起方正歲月還有幾分留戀，“哪像現在成天研究競爭對手，打得一塌糊涂。”
“那個照排卡插到機器里、報紙裹一裹（連包裝都沒有），就賣幾十萬。那個卡比金子都貴。”李毅說，“那是我感到技術最值錢的時候，方正稀里糊涂地掙了那么多錢！”
功成身未退的煩惱
方正系統紅遍大江南北。它的發明者——王選，被人們奉為“中國激光照排之父”，名片上多了行“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選并不喜歡生意場。
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的香港商人張旋龍慕名找來，但王選根本不理他，他看不起商人。后來在湖南舉辦的一次亞細亞國際文字會議上，二人再次相遇。張旋龍看到王選“就穿著涼鞋、短褲，吃飯的時候也不和人講話。別人敬酒就說‘不會喝’；吃完就走，也不打招呼，根本不懂得應酬”。
但王選明白，必須借助生意人。為了打開日本、歐美市場，他找到了會做生意的張旋龍，2002年還力挺張成為方正控股（總部在香港，是方正所有海外分支機構的管理平臺）的董事局主席。
王選在很多場合都說自己只是一個科學家。但他身處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之位，無怪乎別人用企業家的眼光去審視他。1999年方正爆發的“逼宮事件”，讓“王選系”這個名詞開始掛在很多人嘴邊。在隨后的很多報導中，王選被描述成方正拉幫結派文化的代表。
王選是真正掌握著內部的權力，還是只是代表企業形象？
“一講話就知道了，（王選）根本就沒有公司的概念，對于利益不理解。”在方鵬的印象中，王選對員工講話就像老師和學生談話，談的更多的是理想，是勇于面對挑戰，是怎么把事情做好。
“一想起王選，我就覺得他是個極孤獨的人，不知道為什么。在北大是這樣，后來到了方正還是這樣。”方鵬說。在北大要談學術，到方正則要談錢。王選從沒公開談過和那些商人在一起的感覺。
2002年7月，王選真正淡出了方正，也遠離了是是非非。激光照排，這個當初激動人心，改變了一個產業的發明，就像很多改變了我們生活的了不起的發明一樣，隨著它逐步成為很成熟、很基礎的東西，也就不再有人關注。
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選突然辭世，把他重新拉回我們的視線。“只要你讀過書、看過報，你就要感謝他，就像你每天用到電燈要感謝愛迪生一樣。”王選走了，北大未名BBS上，有網友這樣留言。
王選走了，但他又還活著，這不僅是指他發明創造的激光照排依然澤被后世，他的精神也不失為喚起中國科技界探索創新的號角。更值得感動的是，王選是在拖著孱弱的身軀，在不被大多數人理解的環境中獨自打拼出今天的局面。因此，無論他被包裝成什么樣，無論他在什么位置上，他本質上只是一個科學家——一個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偉大科學家！
（注：文中的方鵬、李毅，應被采訪者要求，均為化名）
職場貼士：《圈子圈套》一部通俗片的職場生存“圣經”，一本寫給所有人的書，無論你從事何種職業，相信它都會使你受益匪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