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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近日,北京同仁醫院醫生被砍案發生后,該醫院全體醫生、護士舉行了一小時的罷工、示威活動,打出“還我尊嚴”、“給我安全”的口號,這是近年來醫患矛盾的集中爆發。長期以來,逐漸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的醫生群體,發出了維護自身尊嚴與權利的吶喊。人們不禁要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醫生的患者,與一向具有“懸壺濟民”之譽的醫生之間的關系,何以如此緊張,以至于拳腳、刀棒相向?
人們找到制度上的原因,比如《侵權責任法》不恰當地擴大了醫療賠償的范圍,誘導患者隨時起訴醫院。不過,這一制度最多只是讓緊張的醫患關系火上澆油。醫患關系緊張的根源在于雙方之不信任。過去十幾年來,雙方的信任逐漸流失,而造成這種流失的原因,則相當復雜。
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公立”醫院,實際上是兩種體制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混雜在一起。
首先是計劃體制。所有公立醫院的基礎性管理制度,都是按照集中計劃體制的邏輯建構起來的,其典型特征是高度行政化。行政主導的管理體制剝奪了醫生的職業自尊感,哪怕是技術權威,也得服從那些占據著行政管理崗位的無能者的指使。這種體制也必然導致醫護人員的醫療倫理的流失。權力趨向于使人們的心變得冷酷、生硬,使醫護人員只關心自己的得失,對于他人的痛苦漠不關心。行政化官吏也會誘發醫院內部復雜的人際關系,醫護人員傾向于將內部的恩怨轉嫁到患者身上。
行政化醫院體制,也帶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的醫療服務價格結構,呈現出明顯的資本重于人力的傾向: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項目價格偏低,如診療費、護理費、手術項目價格等,醫務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的技術價值和職業風險得不到應有體現。這樣的收入讓醫生們很難具有職業尊嚴感。而一個喪失了自尊的人不可能是負責任的人,也很難具有關愛他人之心。
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沒有解決行政化問題,倒推動醫院走上畸形商業化軌道。經過這樣的甩包袱式改革,公立醫院基本上成為一家自負盈虧的服務類甚至是藥品零售企業。醫院主要靠提供醫療服務和出售藥品獲得維持其正常運營的收入。這種機制的直接后果是醫院在運轉過程中過分注重經濟收入。在扭曲的商業化經營體制下,醫院中所有人的角色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轉換。醫生淡化了治病救人的意識,而強化了創收的職責。
這一點,乃是醫生的社會形象在患者、公眾心目中跌落的主要原因。醫院一旦強化商業性,讓醫生充當賺錢機器,醫生的職業道德也必然逐漸流失。今天,人們也確實看到,不少醫生采取各種手段謀取灰色乃至黑色收入。這種收入比例相當大,從而醫院內部各部門之間、醫生個體之間的收入不正常地拉大,這種格局對所有醫生的心理產生巨大負面影響:那些享有較高收入的醫生必然會傲慢、自負,那些收入較低的醫生則會消極、憤懣,乃至于怨恨、絕望。而所有這些情緒都可能宣泄到患者身上,從而讓醫患關系日趨緊張。
當然,醫患關系之緊張,絕不只是醫院、醫生單方面的責任,患者及其親屬對于醫生的惡意猜測同樣要承擔責任。而這是整個社會群體心理趨向病態的一個典型表現。有人贊美說,這個時代的患者具有了權利的觀念,誠然。但是,如果缺乏人際間最基本的信任,權利觀念所催生的必然是只關心自己、根本不管對方的獨占意識。在大量的消費場所,人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消費者拿著錢,對服務人員頤指氣使。
中國相當多的患者及其親屬都有這種獨占意識。他們相信,既然自己出了錢,醫生就有義務給自己治好病—醫生當然做不到這一點,這是由醫療的性質所決定的。但具有獨占意識的患者及其親屬卻根本不準備理解這一點。他們立刻懷疑,醫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一旦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會沒完沒了地與醫生、與醫院糾纏,雙方關系日趨緊張。最后,他們很可能對醫生使用暴力,而他們依然覺得,這是在主張自己的權利。
實際上,醫生社會形象之跌落,絕非個案。過去十幾年來,首先是官員的形象一落千丈,由此引發官民矛盾,兩個相互刺激。教師職業的社會形象也與醫生幾乎同步跌落。最近一年,慈善事業的社會形象也急劇惡化。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與醫療領域相似:行政化主導下的商業化消蝕教師、慈善界的專業精神,公眾的獨占意識也惡化自己的情緒,不信任讓雙方走向相互怨恨。
恢復正常醫患關系,恢復正常的專業人員與消費者關系的唯一出路是重建社會信任。這是一個社會維持正常運轉的前提,對于醫患關系而言,更為重要。因為,醫患雙方是因為健康和生命而走到一起的,這最容易引發人們的本能情緒。如果沒有信任,這種情緒就會不受節制,肆意泛濫,沖擊正常的合作、交換過程。
那么,如何恢復信任?從最深層說,這是一個社會精神學問題,是一個價值觀重建的問題。因此,醫患關系的根本改觀,有待于社會整體上完成精神療救。當然,專業界應當自救,就是強化職業倫理。醫生、教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工作者相對于消費者而言,擁有巨大的信息優勢。職業倫理會強化他們的責任意識,抑制他們面對消費者的驕傲,讓他們在提供服務時自律。沒有這種倫理約束,雙方關系必然走向不信任,而令整個專業團體蒙受損失。
但各個專業領域的現行制度安排,即行政化與商業化,不利于職業倫理之養成。因此,要改善醫患關系,醫院就必須“去行政化”,同時“去商業化”,也應當職業化,也即,引入醫生自治機制。即便不能進行這樣的改革,也應當大幅度提高診療、手術服務的收費標準,增加政府撥款,抑制醫生謀利的激勵,讓醫生有職業的自尊感。專業人員樹立起職業自尊,有助于其養成健康心態,減少醫生的灰色操作,這是贏得患者信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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