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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6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村村有大學生”計劃，準備在3年內向北京農村輸送8000名大學生。2006年3月7日，首批“大學生村官”在北京走馬上任。

    如今，這些“村官”上任已有一個月。在從學生向“村官”轉變的這一個月中，他們是否適應了農村的生活？是否理解了肩上的責任？是否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轉換？

    “請不要叫我‘村官’”

    “請不要叫我‘村官’！我是來服務農村的，要是把自己當成‘官’，村民就會產生距離感。”在北京平谷區馬坊鎮梨羊村，村支書助理、北京聯合大學2002級的應屆畢業生高浮圖如此自我介紹。

    學汽車商務專業的高浮圖，一直在班里擔任班長。早在大三下學期，他就被一家汽車公司銷售部錄用，收入“肯定比現在規定的年薪3萬元要高”，可他還是放棄了那次機會。

    “基層是最能學到知識、最能直接應用知識的地方。我喜歡這里！”當初，高浮圖報名來農村時，很多人說他傻。他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同學都不理解有北京戶口、有好工作的他，圖的到底是什么。

    “我有個親戚是村長，小時候我還在農村住過一年，所以對農村很有感情，這次就是想為農民做點實事。”高浮圖說，他一點都不后悔當初的選擇。

    來自安徽農村的陳娟同樣沒有后悔。她是中國農業大學的碩士生，同學和家人都不理解她為何要當村官：許多人考大學是為了從農村來到城市，而她卻選擇再次回到農村。

    “我當然知道，憑我的學歷，應該能夠在城里找到條件好一些的單位。但我是學中草藥的，梨羊村正好缺少這方面的人才，農村才是我施展才華的更好舞臺。”陳娟說。

    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在這一個月中，一些“大學生村官”已經品嘗到了成功的喜悅，但也體會到了社會的復雜，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有一次，高浮圖了解到馬坊鎮的桃和西瓜都很出名，便想與位于順義的匯源果汁生產基地簽訂原料供應合同。憑著一腔熱血，他甚至連合同都在心里擬好了。然而，他一打聽，才知道匯源公司有固定的原料供應商，供貨價格已經相當低。跑了很長時間沒有結果，這對躊躇滿志的高浮圖是個很大的打擊。

    作為梨羊村村主任助理的陳娟，也遇到了一次次挫折。“我想出了一個點子：搞規模化經營，推行綠色產品認證，以便形成規模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我甚至已經寫好了一些初步方案。但我很快發現，實際情況遠沒有自己想的那么簡單：搞規模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而這里土地分散，資金也比較緊張。一部分村民不愿意重新劃分土地，我只好打消了原來的念頭。”

    現任馬坊鎮打鐵莊支書助理的北京農業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吳云天表示，如何解決村民間的矛盾，是他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剛開始時，遇到村民之間的糾紛，我總想去硬套法律條文。但這種生硬的做法，村民根本不接受。”

    采訪時我們了解到，不少“大學生村官”在這一個月中還沒有完全完成角色轉換，有的感覺自己還沒入門，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當“村官”。更為苦惱的是，一些人的戀情也因此無疾而終。

    “我有一個相戀一年多的女友。這一個月來，她沒有給我打過一個電話，我也聯系不到她。我知道她還是不能理解我，我不怪她，只是這樣結束我們的感情，我心里很難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學生村官”說。

    邁過去，心就亮了

    高浮圖在經歷了最初的急躁之后，雖然許多學生氣的夢想就此破滅，但他的雙腳卻更牢固地踏在了梨羊村的土地上。

    “我終于看清了自己的不成熟。沒有充分的市場調研，沒有科學的成本核算，僅靠在辦公室空想是不會生出效益的。現在，我不會再那么沖動。有了想法，我會先查一些資料，做一些實地考察，深思熟慮后，認為切實可行，再向領導匯報。”高浮圖認為自己收獲不小。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但這一個月的工作讓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了解了農村。和村民溝通是一門學問，首先你必須非常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其次還要特別注意和村民交流時的語氣和方式。在這里，村民最反感聽官話套話，所以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吳云天說，一個月下來，同學們都認為他成熟了許多。

    在來農村以前，吳云天對自己的未來已有了明確打算。“我去年11月通過了北京市公務員考試，國家的優惠政策使我們保留資格的時間從一年延長到三年半。3年后，我可以帶著寶貴的基層經驗去農業廳等單位找工作。我相信自己會比別人更有競爭力。”

    “3年后，我會選擇留下！”高浮圖選擇了另一條路。“因為，這一個多月的經歷，已經讓我越來越了解了我們的國情，也由此讓我更多地明白了自己所應該承擔起來的社會責任。”

    不論以后選擇哪條路，至少目前他們都沒有后悔當初的選擇，“而且，路會越走越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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