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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體育建設最好的榜樣，在具體實踐上的表現為全面宣傳、學習與仿效蘇聯模式，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新中國初期蘇聯體育援助情況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新中國是相對于舊中國而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種習慣稱謂，它象征著嶄新的精神面貌，凸顯著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代表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全新形象。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接受了蘇聯的體育援助。這是一種主動的戰略行為，也是中國謀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新體育的一個必要步驟。然而，隨著體育援助工作遍布相關部門、觸及各個領域，深入不同層次，轉移到新中國的不僅是硬件設備，還有技術、觀念、管理方法，甚至體制和機制等，這些軟件系統并沒有隨著援助的終止、體育專家的撤離而消失，在蘇聯停止援助后仍然影響著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至今尚存若干“蘇式基因”的痕跡。隨著體育事業高歌猛進的發展，中國同樣面臨著不斷增多的對外體育援助任務。因此，立足當下、審視歷史、以史鑒今，以期為除弊興利的中國體育改革和中國對外體育援助工作提供啟發，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研究方法

　　在國家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和吉林省高校圖書館聯盟查閱到1945-1960年之間，涉及中蘇關系并與冷戰、外交和對外援助相關的著作20余部。在國家檔案館和吉林省檔案館查閱解密后的中蘇關系檔案多部。在北京體育大學圖書館查閱到涉及蘇聯與新中國體育援助、體育交流的著作和年鑒10多部。特別是北京體育大學校慶60年出版的《北體情懷》一書[1],記載了北京體育大學的建校元老和參與創建體育專業學科的老專家們，在建校初的困難時期，對蘇聯專家給予援助的深情回憶頗為深刻，故有感而發。

　　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系統等電子數據庫，以中蘇關系、體育外交、體育交流、對外體育援助、對外體育交往、援外體育教練為關鍵詞進行“篇名”和“全文”搜索，查到相關的報紙、期刊和學位論文共計500余篇，查閱的年限為1949-2014年，對2000年以來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精讀，對2000年以前的文獻進行了泛讀，本研究直接參考的文獻23篇。

　　2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國內戰爭隨之爆發。在國際上，繼丘吉爾1946年發表了有關“鐵幕”的激烈演講之后，挑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的局面，國際政治逐漸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冷戰格局[2].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致函國會，建議對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進行遏制，并保證對所有參與反共包圍圈的國家提供援助。

　　“杜魯門主義”的一個重要工具就是《馬歇爾計劃》，是由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對歐洲提供巨額經濟援助的復興計劃，目標直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1947年9月底，蘇聯做出了反應，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宣布，國際政治的力量已經分裂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反民主的”陣營，一個是“反帝國主義---民主的”陣營[3]75.在中國，雖然斯大林還堅持《雅爾塔協定》和與國民黨簽訂的條約，只與國民政府保持官方關系，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卻根據現實狀況，站在發展的高度，審時度勢地將外交戰略定位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在1949年7月1日黨的生日前一天，毛主席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熱情洋溢地論述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訓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4]

　　同時，他對“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錯誤想法，給予了批評和論證，還對“一邊倒”外交政策與國際援助的關系，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5]

　　《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表和“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定，與蘇聯承諾對新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密切相關，更與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的直接對立有著根本的聯系[6].1950年，《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以蘇聯政府和新中國政府之間的條約方式簽字，蘇聯也完成了從援助國民黨政府向援助共產黨政府的過渡[7].

　　3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過程

　　蘇聯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體育建設最好的榜樣，在具體實踐上的表現為全面宣傳、學習與仿效蘇聯模式。達拉索夫是蘇聯功勛體育家，擅長冰球，曾擔任過卡基爾的足球隊長，成為首位來華訪問的蘇聯體育專家。他隨蘇聯青年代表團訪華，與首都體育界進行了兩次座談，發表了一次演講。主要介紹了蘇聯體育的建設情況，如體育師資的培養、體育宣傳、大眾體育等問題，并特別介紹了蘇聯實行的“勞動國防制度(成年組)”和“準備參加勞動國防制度(未成年組)”,闡述了體育與政治的關系，以及體育與衛生保健的關系等理論。

　　1950年7月，蘇聯體育專家戈爾節拉則受邀在北京清華園舉辦的首期“全國體育工作者暑期學習會”上做了演講，主題是“關于蘇聯體育運動的性質、目的和組織形式”[8].戈爾節拉則還就蘇聯體育在學校中的地位，蘇聯體育的宣傳與出版，蘇聯體育社團情況分別做了介紹，使參加學習會的全體人員對蘇聯體育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認識。

　　由于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后，體育領域的師資、工作者和科研人員奇缺。因此，根據中共中央與政務院1952年發出“以培養工業人才和學校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指示，以及毛主席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中央決定在全國建立體育學院[9].1952年11月，中央體委成立，建設體育學院的具體事宜便由其主要承擔。

　　在中央體委和教育部的支持以及賀龍總理的關心下，上海、北京、武漢、成都、西安、沈陽6大體院相繼建立。

　　1954年，新中國開始了體育專業的研究生教育，中央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首先設立了研究生部，開始培養研究生并開展體育科學研究工作。為使我國的體育教育工作能迅速走上正軌、不斷提高質量，中央體育學院先后聘請了10位蘇聯專家前來任教，對學校各方面工作進行指導，并承擔了8門學科的研究生培養任務。上海體育學院聘請的3位蘇聯專家也分別擔任了院長顧問、教務顧問和競賽顧問，他們幫助制訂教學文件、培養體育師資，到上海市各大中小學、工廠和農村深入了解情況，指導體育活動的開展。

　　受到體育援助的學校還選派一批優秀教師隨專家學習，并在專家指導下有機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各個專業的教育計劃、教學大綱、主要教材、教學組織與制度、教學作業的方法與方式等一系列教學文件。蘇聯體育專家對我國體育院校的建設、教學秩序的健全、師資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全面的推動與促進作用[10].為了迅速提高我國競技體育水平，新中國選派了部分年輕運動員赴蘇聯學習深造。1955年5月，中國選派了9名青年舉重選手去蘇聯學習，其中有陳鏡開、黃強輝、趙慶奎等人，蘇聯選派了著名教練普斯特沃依特和奧西波夫負責中國青年舉重隊的訓練工作。

　　中國運動員虛心好學，刻苦訓練，較好地掌握了推舉、抓舉和挺舉技術，理解了競賽規則，豐富了比賽經驗，運動成績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回國前與蘇聯運動員進行的友誼比賽中，先后有8人36次打破18項全國紀錄。蘇聯教練員對中國運動員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預言將在他們中間出現世界紀錄的創造者。奧西波夫教練還在贈給陳鏡開的照相簿上寫道：“祝你在最近兩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舉重運動員，并創造挺舉世界紀錄。”[11]僅僅過了7個多月，陳鏡開就以133kg的成績打破了最輕量級挺舉世界紀錄，成為了新中國第一個打破世界紀錄的運動員，掀開了中國體育的嶄新一頁。

　　1955年6月10日-10月21日，中國派體操隊赴蘇聯斯大林體育學院學習。蘇聯體委選派了優秀體操教練員普洛特金、阿歷山大洛夫、伊萬洛娃、維列耶姆，以及技巧教練和鋼琴伴奏師來指導中國體操運動員進行訓練，蘇聯著名的體操運動員朱卡林、季托夫等也常來與中國運動員共同訓練。學習期間，中國體操選手對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運動技能形成理論有了初步了解，系統地學習了蘇聯體操訓練中關于多年規劃、年度訓練計劃、周期訓練法、大運動量訓練法和蒸氣浴控制體重等方法，掌握了國際體操聯合會制訂并公布的第16屆奧運會體操比賽規定動作。回國后，此套動作被當成全國體操甲組比賽和我國體操運動健將的規定動作，標志著我國體操向國際化、正規化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從1958年下半年起，中蘇2黨之間因一系列事件而產生矛盾，由意識形態分歧逐漸擴大到了國家關系的分裂。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借口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的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了3篇紀念列寧的文章，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并單方面撕毀援助合同[12].1959年1月28日，最后一位蘇聯解剖學專家貝柯夫任教期滿回國后，來自蘇聯的體育援助至此中斷。

　　4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歷史審視

　　4.1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動機

　　4.1.1蘇聯援助的動機：冷戰格局的現實需要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牢牢把握主動權之后，蘇聯由援助國民黨而轉向援助共產黨，導致這種轉變的原因有2個方面。在中國國內，人民解放軍的捷報頻傳使斯大林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將取得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將取代國民黨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合法政府，蘇聯與國民黨之間建立的國家關系將隨著政權的更迭而過時。在國際上，以美蘇為首的2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已覆蓋全球，蘇聯急需進一步鞏固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主義陣營，用以對抗來自西方勢力的遏制和擠壓[13].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和1949年的杜魯門“第四點計劃”與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提供援助幾乎同步，這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1949年8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宣告成立，30名蘇聯高級專家就被派到東北，并在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接見[14].周恩來在致詞時強調了援助與中蘇之間的同盟關系：“蘇聯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互援助的具體表現，中國強大了也是對蘇聯的一種支持和加強。”[15]

　　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蘇聯駐華使館不斷報告美國挑撥中蘇關系的情況，稱：“現在美帝國主義在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視中蘇關系問題。美國把希望寄托在當它承認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貿易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害怕中國參加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16]

　　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地大物博，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不僅美國害怕中國加入東方陣營，蘇聯方面也害怕中國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因此，為了爭取盟友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均衡與西方對峙和抗衡的實力，鞏固自身的遠東防線，蘇聯方面做出了巨大讓步，放棄了在中國東北的各種利益，決定向中國提供援助。蘇聯認為“要把蘇中兩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伙伴關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國際事務中應保持蘇聯在世界的領導作用，鼓勵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國際關系問題上發揮作用，為此付出代價是符合目的的。”[17]

　　在體育領域中的表現同樣如此，蘇聯極力邀請中國及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參與國際賽事，以優異成績的取得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前夕，蘇聯大使多次告知新中國要全力爭取參加，反復強調將參加本屆奧運會作為一個政治任務來看待，目的是在體育領域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因此，中蘇之間這種“兄弟友誼”體現的是東西對峙下的國際主義，是國際冷戰格局的現實需要。

　　4.1.2中國受援的動機：自身需要主動的提出中國爭取蘇聯體育援助是在特定的國際格局下，積極主動采取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要求雖然迫切，但自始至終都體現了尋求民族獨立和追求國家之間公正平等的原則，雖然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但是一直沒有喪失主導權。首先，在與蘇聯協商相關援助的談判中，毛主席堅決強調不要無償援助。同時，蘇聯體育專家與其他援助項目一樣，也是在中國的邀請下，才向中國派遣的。1950年3月21日，蘇聯外交部在制定的外派專家工作細則中，明確提出：“蘇聯專家的任務是在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中，向中國的企業與機構提供全面的組織準備上和技術上的幫助。”[3]119因此，新中國與蘇聯在援助具體事宜中保持著平等的國家關系，蘇聯對華體育援助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上的主導權也在中方。

　　蘇聯體育代表團在第15屆奧運會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榮獲金牌和獎牌總數第2,總分與美國并列第1,給初登奧運舞臺的新中國代表團帶來了極大的震撼，激勵了中國人民強烈期盼模仿蘇聯體育模式來發展新體育的迫切心情。在回國途中，中國體育代表團直奔蘇聯參觀考察，對體育設施與制度、組織與管理等方面都進行了詳細的了解[18].回國以后，體育總會秘書長榮高棠和教育部長馬敘倫先后向政務院提交了主題相同的報告：應該模仿蘇聯建立一個全國體育運動事務委員會，來專業管理和組織體育事業的發展。中央迅速批復同意，并提出建立體育學院等具體事宜。隨之，新中國根據需要主動提出邀請，蘇聯體育顧問和專家接踵而來;因此，蘇聯專家是幫助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新體育建設的，指揮棒在中國人民手中，而不是由蘇聯專家掌握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由中方分配和安排工作，受中方各級負責人的領導。

　　斯大林曾指示：“蘇聯專家的任務就是把所有的知識和技能告訴中國人，直到他們學會為止。”[19]蘇聯體育專家用他們的知識、經驗和責任心，感動著與他們共同工作的中方人員。蘇施柯夫是蘇聯功勛運動員，他多才多藝，有著豐富的專業理論知識和高超的技術。

　　年近60歲的他還在教學訓練課上親自給學生做動作示范，在日常生活和教書育人方面也身體力行、感人至深。盡管蘇聯援助事實上促成了蘇聯模式的體育管理機構、體育組織體系和舉國體制在中國生根發芽，但這是中國的自主選擇。因為，中國的體育需求在先，蘇聯的體育援助在后，而并不是蘇聯以援助為誘餌或媒介，推動中國的體育體制改革。

　　4.2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形式

　　1)向新中國外派體育專家講學。1953年9月，蘇聯多次絕對冠軍獲得者，功勛運動員納·謝里以蘇聯體育代表團總教練的身份來華講學，以《蘇聯的體操運動》為題進行了演講。他介紹了蘇聯體操的分類和現代訓練方法，講解了全年訓練計劃和訓練課，闡述了體操運動員的分級標準，講學內容對我國后來的“工間操”制度和運動員等級制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指導新中國派往蘇聯學習深造的運動員。蘇聯為提高中國競技體育成績，對我國派往蘇聯學習的優秀運動員給予了無私的指導。從1953-1956年，我國先后派出了游泳、足球、舉重、排球、體操等項目的多名運動員到蘇聯學習深造，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通過向競技體育領先的蘇聯學習，有利于迅速提高我國的競技體育水平，推動了新中國的競技體育向國際化、正規化、科學化方向的發展邁出堅實的一步。

　　3)向新中國體育院校外派體育科研專家任教。第1位蘇聯體育教育理論專家凱里舍夫于1953年12月12日來到中央體育學院，并受聘擔任院長顧問。隨后又有運動生理學專家吉潘萊特爾和柏琴柯、田徑專家赫魯曉夫、足球專家蘇施柯夫、體操專家柯裴托夫和布列諾克、游泳專家弗爾日斯涅夫斯基、解剖學專家貝柯夫、以及衛生專家卡瑪特金諾夫前來任教。上海體育學院也于1957年聘請了體育理論專家鮑·謝·格拉明尼茨基、排球專家阿·格·阿依列揚茨、籃球專家尤·卡·拉古納維邱斯前來任教。

　　4)向新中國外派體育教練員。為了盡快提高我國運動訓練水平，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在1955年會見蘇聯部長會議體委主任羅曼諾夫時，提出邀請一批有經驗的蘇聯教練員來華工作。1955年底-1956年初，蘇聯選派了弗·弗·依萬諾娃(體操)、阿·勃·普洛特金(體操)、維·維·普斯卡列夫(舉重)、阿·米·日寧(舉重)、維·波·巴德茹凱維奇(游泳)、維·格·波波夫(游泳)、格斯·拉辛(足球)、維·阿·格拉瑪佐夫(排球)、巴·米·切特林(籃球)、依·阿·斯捷潘喬諾克(田徑)、維·米·亞果金(田徑)和葉·尼·瑪特維也夫共12名教練，前來中國國家隊執教。他們和以后陸續來華工作的教練員系統地介紹了先進的訓練理論和方法，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運動員，有的已接近和達到了世界水平，為中國逐漸形成一批競技體育優勢項目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5)向新中國無償援助體育器材。1958年4月29日-7月2日，鐘師統團長率中央體育學院考察團出訪民主德國和蘇聯。在考察期間，民主德國萊比錫體育學院向中央體育學院贈送了1臺16mm電影放映機，蘇聯列寧格勒體育學院也無償贈送了一塊當時在蘇聯也尚未普遍使用的“S”型助跳板。

　　6)為新中國編寫體育教材。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沒有一本作為教材用的運動生理學教科書，蘇聯運動生理專家吉潘萊特爾教授和柏琴科教授不辭勞苦，上課之余日夜加工，在口譯和筆譯翻譯人員的協助下，編寫了新中國第一本油印的人體生理學和運動生理學教材。后經改編，這本教材一直使用了幾十年，至今依然沿用這個體系。

　　7)指導新中國建立體育管理機構和體育組織體系。1952年11月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的批準下，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任命賀龍為主任。由于蘇聯社會體育組織的聯合體是“蘇聯體育團體和組織協會”,隸屬于蘇聯體育運動委員會管理。因此，在學習蘇聯模式的原則下，由中央體委接管了原計劃要轉到教育部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和國防體育俱樂部。在黨和國家的重視下，在蘇聯顧問的幫助指導下，新中國建立了由體委統一領導，各部門具體實施、分工合作的體育管理機構。同時，形成了由國家體委的委員制、體育總會的會員制和國防體育協會俱樂部制共同構成的體育組織體系。

　　4.3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產生的歷史影響

　　1)創建了中國運動生理學的專業學科并培養了專門的科研人才。中國的運動生理學專業從無到有，蘇聯專家起到了開拓者和啟蒙人的作用。在學術領域，他們提出了：“巴普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是運動生理學的自然科學基礎。”盡管這一理論有其局限性并缺乏實驗依據;但是在運動實踐中也確實解釋了很多不可思議的難題。為了向蘇聯體育專家學習，我國政府從各地醫學院校和體育學院選派，并通過考試錄取了29名運動生理學研究生，這些人作為運動生理學的骨干和專業科研人員，為我國運動人體科學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后來都成為了祖國體育界的棟梁。

　　2)中國的體育理論學科體系是在蘇聯體育理論指導下創建起來的。這個體系的總體特征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思想基礎，以巴甫洛夫學說為自然科學基礎，并依據教育學原理來指導的。中央體育學院聘請的凱里舍夫、上海體育學院聘請的格拉明尼茨基和東北師范大學聘請的庫庫什金3位蘇聯體育理論專家，在培養研究生和參與指導學校各項工作的同時，還介紹了蘇聯的體育理論體系。其中，凱里舍夫是莫斯科中央體育學院的講師，是對中國體育理論影響最大的蘇聯體育專家。他的體育理論學科體系對體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和思考;因而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促進了中國體育理論學科的形成，特別對中國學校體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講稿《蘇聯體育教育理論》，在1956年11月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對我國后來建構的體育理論體系起到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3)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高質量的體育師資力量。1949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委會正式成立，全國各地的群眾體育運動初步發展起來，急需大量的體育專業干部、體育教師、教練員、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20].截止到1959年10月，僅北京和上海2所體育院校就已經培養了體育理論、運動生理、人體解剖、田徑、體操、足球、籃球和排球等專業的研究生200多名，各個運動項目的體育大學生上千名。這些刻苦學習的學生們，成為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頂梁柱，解決了體育工作者供求矛盾十分尖銳的緊迫需要。

　　4)對我國學校體育教學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1955年，在蘇聯專家的帶領和指導下，中央體育學院應屆畢業生500余人到天津市幾十所中小學，進行了大規模的教育實習。在此之前，為了增強實習指導教師的力量，先由蘇聯專家率領體育教育理論研究生赴天津進行中小學的教育實習，這既是培養研究生的教學能力，又為隨后大批學生的實習準備了指導力量，還對中小學體育課的規范化教學和課余體育活動的開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5)蘇聯對新中國的體育援助為中國開展對外體育援助工作提供了保障。新中國通過等價交換的外貿方式，接受了蘇聯的資金、技術、專家和設備援助，建設了以“156項”為核心的近千個工業項目，使中國以能源、機械、原材料為主要內容的重工業在現代化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為新中國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發展的基礎，有效地帶動了輕工業、手工業、紡織業的快速發展，中國人民很快就擁有了自主生產的體育器材和體育服裝等民族體育品牌。同時，通過蘇聯體育援助培養的大批體育工作者，逐漸成為了各自專業的精英人才。隨著體育領域的硬件設備與軟件系統逐漸完備，也為中國對外體育援助工作的順利實施提供了保障。

　　6)模仿蘇聯模式建立的體育體制，體現了行政權利過于集中的問題。通過學習與模仿并在顧問和專家的幫助下，吸收蘇聯經驗并注入“蘇式基因”的體育體制很快建立，一種層級式的行政管理體制逐步完善，以體委系統掌握行政權力的體育組織體系最終確定。這套制度一經確立，就有了一種剛性，就會按照自身規律和特殊動力運行，自然會產生長久的制度影響。這就更進一步強化了體委權力過分集中的特點，“舉國體制”就是這種特點的具體表現模式[21].這種體制的優點是明顯的，在調動資源方面十分有效;缺陷也是突出的，它將一切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里。由于強大的行政力量經常會忽略市場的需求，也不會完全遵循經濟規律去配置資源，因此產生了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非均衡發展、體育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造成我國體育體制現狀的根源問題。

　　7)存在一定程度的照搬照抄現象。我國本來就有實行體育鍛煉標準的經驗;但是在1954年學習蘇聯經驗后，改行“勞動衛國體育制度”.進入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又逐步改行體育鍛煉標準。其實勞動衛國體育制度與體育鍛煉標準本身都是一種工作形式，我們學習蘇聯，主要學習他們體育為勞動生產和國防服務的精神實質就可以了，形式上還可以繼續采用中國人已經習慣了的做法[22].又如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全國體育組織的聯合體，從籌備到成立的一段時間里，其工作效率卓見成果。蘇聯社會體育組織的聯合體是“蘇聯體育團體和組織協會”,隸屬于蘇聯體育運動委員會管理。在模仿蘇聯模式的原則下，中央體委一成立便接管了原計劃要轉到教育部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和國防體育俱樂部，體育總會體系被同構并附設在體委系統之中[23].由此，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行使短暫的具體管理職能之后，卻失去了實質的體系和機制內涵，職能逐漸弱化，至今依然如此，這也成為了中國體育體制改革難以有所突破的關鍵環節所在。

　　5結論

　　1)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動機是出于冷戰格局的現實需要。隨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和《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的正式簽訂，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迅速得到實施。

　　2)新中國接受體育援助的動機是根據自身需要主動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在積貧積弱的基礎上建設現代化國家的任務，外來援助對達成以上目標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關鍵的。

　　3)“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立為新中國接受蘇聯體育援助提供了基礎和保障。它消除了蘇共與斯大林的偏見和疑慮，增強了中蘇間的信任與合作，確保了新中國從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那里得到了真誠和友好的體育援助。

　　4)體育援助領域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蘇聯對新中國體育援助的領域廣泛，涉及到體育科研、競技體育、體育教育等多個方面。在競技體育領域，既有蘇聯專家和教練來華指導，也有新中國不斷外派競技體育隊伍和高水平人才到蘇聯接受訓練。在體育教育領域，既有蘇聯理論專家來華任教，也有新中國外派留學生到蘇聯體育院校接受教育。在體育科研領域，既幫助建立與完善體育學科體系，也重視培養和搭建體育科研梯隊。既有硬件方面的無償贈送，也有軟件方面的輸出。

　　5)體育援助的時間雖然較短，卻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時也產生了利與弊共存的深遠影響。由于體育援助是在冷戰背景下形成的，是以2國關系為基礎的，因而在中蘇關系從分歧發展到分裂的時候，來自蘇聯的援助也隨之終止。這些體育援助時間不長，涉及金額也十分有限，卻對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奠基作用。蘇聯政府的突然撤援雖然給新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是體育援助所產生的影響并沒有隨著援助的停止而消失，很多影響至今猶存。雖然，國家關系在特定的環境下、特別的歷史時期中，會出現特殊的情況，但2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是永遠留存的。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蘇聯人民對新中國體育援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也將根據時代的需要除弊興利，促進中國對外體育援助工作的創新以及中國體育事業的科學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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