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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史記•貨殖列傳》是司馬遷記錄經營農、牧、工、商諸業生殖貨利及相關的人物傳記。在對他們的敘述和評論中,體現了司馬遷的許多經濟主張,簡要摘錄《貨殖列傳》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片斷,一一闡述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分工論;義利論;善因論;價格規律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的不朽著作《史記》不僅是一部空前絕后的史書和卓越的文學作品,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背后,它對經濟學方面也有著相當精辟的描述和開創性的見解,其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平準書》和《貨殖列傳》二篇中,尤其是《貨殖列傳》,記載了諸多有價值經商案例,充分表現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史觀和卓越的市場經濟思想。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載經濟問題的專門著作,開史書記載經濟活動的先河。故梁啟超說,“其全篇宗旨,蓋認經濟事項,在人類生活中含絕大意義,一切政教,皆以此為基礎”。錢鐘書也稱贊其寫了“民生日用”,“與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由此可見一斑。

　　司馬遷生活在封建經濟繁榮的漢武帝時期,當時正處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時代,統治者極力推崇中央集權,大力倡導儒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世俗主流觀念是“農本工商末”的重農輕商思想以及對道義的崇尚和對功利的鄙視。而司馬遷的主張正好與此相反,他突破了先秦以來的“重本抑末”的傳統思維,主張發展工商業,推崇個人致富以滿足求利的天性。不但在當時獨樹一幟,極具前瞻性,并且對當今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將從分工論、義利論、善因論和價格規律四個部分分別闡明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著重分析其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真知灼見,并對它們的現實意義做簡短的評述。

　　1 分工論

　　在司馬遷的《貨殖列傳》中,他針對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情況,描述了兩種不同分工形式,即區域分工和社會分工。

　　司馬遷是這樣描述了西漢王朝的區域經濟,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是夫山西饒材、竹、轂、瀘、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鋅、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并且這些資源物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他認識到不同地域出產不同物產,在地理上可以盡地力生產特色產業 ,滿足當地人民發展需要。因地制宜,而不應受政策影響,這就是區域分工。區域分工可以豐富物品品種,提高產量,發揮區域優勢。這和我們當今推崇比較優勢,優化區域產業布局,發展區域特色產業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次,他又引用《周書》說道,“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農虞工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人民衣食住行的根本保障,是缺一不可的,此所謂社會分工。他主張四業并舉,不可偏廢,互相聯合,才能將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有效地統一起來,從而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生產再生產體系。

　　司馬遷認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強調農虞工商之分工,“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并且社會經濟生活還同時受自然規律支配,由于社會分工,人們之間的互通有無的行為“若水之趨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里的“道”“自然”無疑是指市場上的經濟規律。經濟規律通過協調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的行為,使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普遍認為農業才能創造財富,交換不能創造財富,因而商業只能造出不勞而獲的人,而這些人被看作是對整個經濟社會有害無益的“蠹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司馬遷卻看到了農虞工商四業作為人類經濟生活的基本結構,都具有創造財富的積極作用,并且不遺余力地強調商業是經濟結構中最活躍的環節。而區域分工和社會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導致商業這一流通樞紐的出現,從而充分肯定了商業在調劑余缺,溝通有無,貨幣流通和積累財富方面的重要價值。這些真知灼見在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建樹上,應該說是很大的貢獻。

　　2 義利論

　　在中國悠久的封建社會里,“利”即物質財富在很長時間那被統治階級及其為之辯護的道德家所鄙視和唾棄。他們認為“義”是君子們所必須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而“利”則是小人之舉。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罕言利”,足見他們對求利之心的抵牾之深。司馬遷在這個問題上不僅否定了他們的觀點,并且認為求利是人們的天性,而天性是必須引導的,盲目地抑制只能適得其反。在《貨殖列傳》中,他說“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所以,享受安逸,追求名利是人們的本性,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是“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的達官貴人,“守性死節,隱居巖穴”的清雅之士,“攻城先登,臨陣卻敵”的軍士,“攻標椎埋,掘冢鑄幣”的閭巷少年,“走死地如騖”的俠士,“不擇老少”的歌伎,“飾冠劍,連車騎”的游閑公子,“不避猛虎”的獵者,“博戲馳逐”的賭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醫農工商等等百工之人,無一不在追求財富。只有揭開統治階級溫情脈脈的面紗,才能還原人性本來面目。求利之心不是可恥之事,是符合實情和人性的,只有以這種求利之心作為動力,產生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經濟生活才能活躍起來,社會才會發展。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曾走進了重“義”輕“利”的誤區,片面強調道德倫理,忽視人們的求利欲望,這是必須深思和反省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必須滿足社會中每個人對物質利益的需求,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統一的,只有實現了個人利益,社會利益的實現才有保障。

　　司馬遷還把“義”和“利”統一起來,并且闡明了“義利”之間的關系。他繼承了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念,提出了“禮生于有而廢于無”“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一個社會,人們的思想素質取決于社會富裕的程度。社會貧窮,人們缺乏禮讓,鋌而走險,社會不安。社會富裕,人們講求禮節,安居樂業,熱心公益。所以“利”是“義”的前提和基礎,“義”是人們得“利”以后的必然追求。其實這里的“義”和“利”無異于當今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才有充分的條件可能去培養自己的道德水平與實現自己的精神價值。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促進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健康發展。

　　3 善因論肯定了人們的“求利”之心后,針對當時盛行的“輕重論”,司馬遷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司馬遷的“善因論”。面對人們求富的心理,為政者應該如何應對呢?董仲舒說:“夫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董仲舒認為人們的求利之心是可怕的,必須用教育的手段來阻止提防。司馬遷的觀點與此不同,對于人們普遍的“求利之心”他認為挨門逐戶去說教,也是“終不能化也”,還不如因利勢導,順應自然。他認為國家最好不要干預經濟發展,聽任私人進行貿易,生產等活動,最差的就是與民爭利。這與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司馬遷的“善因論”吸取了道家“自然無為”的思想,認為只有聽任經濟自由發展,就能夠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而外在的對主體施加這樣那樣的影響,或多或少會限制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然規律的作用。所以“善因”順應了人的天性以及各種自然規律,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自身優勢以創造財富。 　　司馬遷的“善因論”折射到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善者因之”就是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讓市場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而“利導”“教誨”“整齊”則相當于政府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這三大手段構成了國家宏觀調控。只有把市場經濟與國家宏觀調控結合起來,以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輔之于政府宏觀調控以彌補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這樣才能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

　　4 價格規律說

　　我們再細究一下《貨殖列傳》中的這么一句,“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月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驗耶?”意思是價格過低就有上升的趨勢,過高就有下降的趨勢。司馬遷實際上是以水之流下,表征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它使價格在一定的范圍內波動。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不能悟出變動的中心是什么。同時他引用計然的話闡述了價格變化的誘因:“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里講的 “有余”和“不足”其實就是“供過于求”和“供不應求”。這句話精煉地闡明了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當某種產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有利可圖,就會刺激生產,增加供給,供給一多,這種產品就供過于求了,價格反而下降了,反之亦然。司馬遷還運用了供求關系的原理提出了商人致富的方法。如“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告誡人們不要盲目于價格表象,要善于觀察價格漲落的規律,把握住這個周期,準確地預知商品價格“賤反貴”“貴反賤”地關鍵時刻及時買入賣出就可以賺錢。當價格上漲到一定程度時,要像丟棄糞土一樣立刻拋掉,因為價格上漲,必然導致供過于求,價格必然下降,當價格滑到谷底時,就要像珍惜珍珠一樣盡快買入,因為價格下降,生產者無利可圖,必將退出市場,價格肯定會上漲。白圭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這個原理對當今股票交易和樓盤交易等也具有深刻的意義。

　　盡管只有短短的5000個字,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卻可謂是字字珠璣,他不僅僅闡述了一些看似平常普通的經濟學原理,還介紹了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情況,如何行之有效的進行商業貿易。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介紹了許多古代著名的商業家,他們用他們的敏銳的商業頭腦和豐富的商業知識來尋求利益,把人們求利的本性和求利的技巧刻畫地淋漓盡致。司馬遷不僅在歷史地理方面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封建社會的經濟輪廓圖,而且他還從經濟發展的基本分工,價格規律,善因論和義利論等一系列經濟學基本原理方面為我們闡明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是,由于時代局限性,統治階級不可能采用他的經濟主張,也就不能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學說,這也是令人遺憾的事了。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M].長沙:岳麓書社,2004.

　　[2]聶翔雁.從《史記》看司馬遷思想的進步性[J].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4,(3).

　　[3]趙凌云.中國古代經濟理論的輝煌與衰落[J].尋根,1999,(1).

　　[4]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

　　[5]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

　　[6]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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