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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溫州金融改革以來，溫州地區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一直是考核金融改革效果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相比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溫州地區的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仍然偏高。筆者對比分析了溫州地區不良貸款高企的主要原因，發現溫州地區商業銀行的高不良貸款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溫州特有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融資模式。本分析對治理溫州地區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溫州金改;不良貸款率;三期疊加;不良貸款

　　一、16家上市銀行情況

　　根據A股16家上市銀行年報數據顯示，在獲得巨額利潤的同時，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也觸目驚心，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總計5 538.14億元。其中，中行不良貸款新增最多，達125.89億元，已遠超上年全年78.23億元的新增規模。緊隨其后的工行、建行、農行，不良貸款新增分別為120.52億元、104.04億元、96.92億元;而2013年這三家銀行全年的不良貸款新增規模分別為191.14億元、106.46億元、19.33億元。

　　股份行中則數招行、中信、浦發新增最多，這三家銀行2014年不良貸款新增規模分別為53.65億元、52.8億元、45.71億元;而2013年全年，這三家銀行的不良貸款新增規模分別為66.38億元、77.11億元、41.21億元。

　　從不良貸款率來看，超過1%的共有6家。農行、中信、交行位列前三，分別為1.24%、1.19%、1.13%。而從不良貸款率的變動來看，則是光大、興業、浦發增長最快。與上年末相比，2014年這三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增長了25BP、21BP、19BP。

　　銀行資產質量的變化是國內外經濟增速放緩和結構調整在銀行體系中的體現和反映。簡單判斷，此輪不良貸款的加速暴露，與宏觀經濟形勢息息相關，經濟處于下行通道時，銀行不良率會相應上升。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由于中國經濟處在“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三期疊加”是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八大以來對經濟形勢做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銀行經營環境依然較為嚴峻。在增長速度換擋期，就是我國經濟已處于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的發展時期，實業界在高速增長時期的部分投資蛻變為中高速時期的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直接體現為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不良貸款。在結構調整陣痛期，優化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倒逼企業退出市場等結構性措施，都將使得銀行背負產業結構調整的巨額成本，這也是以銀行主導為特征經濟的一個常見現象。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中國實施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現在這些政策還處于消化期，大量企業做出的一些不當投資決策，錯誤的市場選擇行為，必將產生產能過剩、投資失敗等結果，直接體現為銀行的不良貸款。

　　二、溫州金改中的情況：以甌海區為例

　　受歐美次貸危機影響，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的溫州地區遭受到危機的沖擊。在危機的沖擊下，溫州地區出現了大量企業倒閉，企業家跑路等現象。當時，溫州三家老牌企業──三旗集團、波特曼和江南皮革相繼破產或者倒閉。信泰集團董事長“眼鏡大王”胡福林的出走使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浮出水面。擔保鏈斷裂加速了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蔓延。由于很多企業從屬于不止一條擔保鏈，除了正規金融體系的擔保鏈，還有民間借貸的擔保鏈，這使風險迅速在企業間傳播，造成較大范圍的財務危機。借貸危機對溫州經濟金融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

　　為此，2011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會議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提出了十二項任務，旨在引導民間資金運作規范化和陽光化，暢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渠道，有效提升民間資金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能力，完善專注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體系，增強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充分體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是一種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區域金融改革。開展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積極化解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引導民間融資規范發展，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僅對溫州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于探索區域特色金融改革，為全局性金融改革提供經驗借鑒也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試點以來，各種改革舉措穩步推進，有效地防范了地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擴張和蔓延。但是當溫州經濟在下行周期中回穩重起的速度與社會期望值出現差異之后，輿論開始慢慢轉而質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更有甚者將溫州經濟出現的問題歸咎于金融綜合改革，或者將溫州經濟紓困無力直接歸因于溫州金融綜合改革。這種觀點過于簡化且存在一定的認識誤區。實際上，一國或地區經濟周期波動是產業結構變動的綜合結果。當前溫州經濟下行態勢主要是受到溫州產業結構轉型影響。溫州經濟恢復較快發展勢頭、重塑產業競爭力需要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協同配合。金融綜合改革的本質在于疏通投融資渠道，合理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和規范化，探索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的有效途徑，改進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通過金融改革試驗，在促進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經驗借鑒。

　　商業銀行作為企業信貸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危機中很自然的受到企業發生危機的沖擊與影響，尤其是溫州地區存在嚴重的擔保鏈和互保鏈，導致企業倒閉呈現出一種大規模的潮流。這種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沖擊無疑是巨大?？傮w判斷，16家上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與甌海區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相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整個甌海區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2013年全年22.03億，不良貸款率4.55%;2014年全年21.98，不良貸款率3.48%。這既有大的環境使然，又有地方經濟特色所致。從行業看，主要是受宏觀經濟影響較大的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不良最為集中。從客戶類型看，受經濟影響比較大的中小型客戶更多產生不良。從品種上說，不良主要發生于短期貸款。

　　三、溫州地區不良貸款高企原因分析

　　首先，甌海經濟難逃中國整體經濟“三期疊加”特殊階段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三期疊加”階段，以外向型經濟、加工貿易經濟為特征的溫州地區的企業經營困難大大增加，反映在財務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雙雙上升。

　　其次，溫州地區獨特的地方經濟特征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筆者認為，溫州經濟兼具實業投資與風險投資雙重特征，在全國經濟處于下行周期的情況下，溫州企業家的風險投資難以避免的承擔了大量的投資損失成本，而這個成本最終落腳點就在這種風險資本的故土─溫州，加重了資本發源地的經濟問題，惡化了當地實業發展的情況。

　　最后就是擔保鏈影響。甌海區、整個溫州市這次不良貸款的迅速飆升，一個不同于全國的重要原因就是擔保鏈的波及影響。擔保鏈是一把雙刃劍。溫州擔保鏈盛行的背后或者依托是溫州發達的非正式金融。長期以來，我國的金融體制的主要特征是為公有制經濟服務，后來為國有企業解困以及服務于政府的產業政策，民營經濟因為身份歧視，抵押物不足等難以從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得到發展必須的信貸資金，由此產生了對非正式民間金融的需求。但是溫州非正式金融的發展動力依靠的或者是產生背景，不僅僅是簡單的供求的經濟邏輯，它還有一條政治─社會邏輯，即溫州非正式金融的發展依靠了當地的政治保護與社會強制實施機制。當地政府愿意容忍各種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資金的各種非正式金融形式，在缺乏法律認可以及官方等第三方強制實施的情況下，溫州經濟與非正式金融能夠良性運作的社會基礎是依托“血緣、親緣以及地緣”的社會規范，關系網絡，各種習俗等社會實施機制。

　　不可否認，非正式金融以及由此衍生的依托當地社會信用的擔保鏈為溫州民營經濟的快速成長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但是其與生俱來的缺陷也是造成這次溫州經濟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1.以“血緣、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非正式金融缺乏必要的風險控制機制，在發展過程中要么演變為非法集資行為，要么出現問題就呈現“樹倒猴孫散”的集體潰敗局面。2.以“血緣、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非正式金融難以支持地方經濟做強做大，企業做強做大的過程，客觀上要求正規金融技術與發達的資本市場等跟進，在正規金融難以發展與跟進的背景下，為支持企業發展，擔保圈不得不步入一圈一圈蔓延的情形，在實際中就出現以不同核心企業為紐帶的多個擔保圈交織發展的態勢，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風險不斷放大的機制。3.以“血緣、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非正式金融不可避免的呈現政府關聯特征，而沒有質變為正規高級的金融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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