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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每年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人數已經突破了700萬，其中約有300萬找不到工作。對此，有人將之歸因于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然而，和陷入金融危機的許多國家不同，中國號稱“世界工廠”，按說應該有大量的工作機會，一些薪金高、福利好的崗位也應該很多。可是，為什么不論是大學應屆畢業生，還是有一定工作經驗的求職者，都感覺好工作越來越難找呢？

好工作之所以越來越難找，是因為中國正在經歷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變革——滑過“劉易斯拐點”。

1954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劉易斯認為，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存在著兩個經濟部門：一個是傳統生產方式的“維持生計”的部門，一般以農業和農村為代表；另一個是現代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和城市為代表。

一開始，農業人口很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這個時候，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略高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就會從農村進入城市，涌入工業部門。于是，工業部門開始擴張。只要還存在足夠多的剩余勞動力，工業部門就不需要給工人提高工資，因為勞動力供給很充足。

但是，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上被不斷擴大的工業部門吸收完的時候，工廠的老板會猛然發現，要想招到足夠的工人，就必須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因為，這時候他需要和其他工廠爭搶工人，而不是只給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就可以了。工資水平從停滯不動到陡然上升的轉折點，被后來的經濟學家稱為“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從剩余向短缺變化的轉折點。在“劉易斯拐點”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漲工資也會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在“劉易斯拐點”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把工資漲到足夠高的水平，就招不到合適的員工。

最近幾年，我國沿海工廠集中的地區頻頻出現“用工荒”，工廠招不到足夠的工人，就充分體現了我國經濟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

可是，如果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正在來臨，這對于找工作的人來說，應該是個好消息才對，為什么實際情況卻是大量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或者只能從事薪水較低、自己不滿意的工作呢？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我們要從兩個層面來看待“劉易斯拐點”：一個是普通的制造業勞動力的層面，另一個是高學歷勞動力的層面。

我國的工業以服裝、機械設備等制造業為主，需要的工人主要是學歷、技術不太高的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的供給的確出現了“劉易斯拐點”，從剩余轉變成缺乏的狀態。

那么對于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來說，面對“劉易斯拐點”的挑戰，它們會怎么應對呢？第一個方案是提高工資待遇，吸引工人來自己的工廠。第二個方案是把工廠的業務搬遷到勞動力供給充足的地區，那些地方的工人工資還比較低，工廠可以支付得起。

事實是，面對“劉易斯拐點”的沖擊，我國沿海地區的許多工廠已經逐漸采取了第二個方案，把業務搬遷到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去做。

那里的工資有多低呢？2014年我國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1800多元，而如果把工廠辦在越南，每個月800元已經是當地很不錯的工資水平了。

除了工資之外，工廠還要負擔許多成本，比如稅、工人的社保、環境整治費用等雜費，在這些成本方面，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都比我國有更大的優勢。在越南的胡志明市附近，一些著名的國際品牌已經扎根，比如耐克、阿迪達斯等。而在成本更加低廉的柬埔寨，日本和歐洲的許多企業都在那里開廠。業界把這種趨勢戲稱為“MADE IN CHINA+1”，意思是把工廠開到中國以外的國家，這樣可能更賺錢。

就連我國自己的企業也開始照搬這種方式，把一些工廠遷移到國外。

這樣做，對中國國內的就業市場會有什么影響呢？很顯然，最大的影響就是工作崗位，尤其是中高層職位無形之中減少了。

由于連年擴招，高學歷勞動力的供給十分充足，但由于工廠搬遷到國外，和工廠相關的一些中層乃至高層職位，自然有一部分會由國外的當地人來供職，所謂的好工作的機會也就減少了。而從“劉易斯拐點”的角度看，高學歷勞動力還處于“劉易斯拐點”之前的工資平穩期，他們與老板議價的空間并不大。為此，他們的就業前景自然變得更差。

不要以為只有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不好找工作，放眼全球，歐美各國的年輕人日子也不好過。自從幾年前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年輕人的失業率竟然達到了50%左右，一半的年輕人沒工作，令人瞠目結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也都在20%左右。在失業率居高下不的國家，很多人已經不奢求能夠有一份好工作，能有份工作都已經是令同齡人羨慕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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