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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文論大家，米勒對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事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米勒文學批評成就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摘要：文學批評是希利斯·米勒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文學理論的實戰演練場。他在長達六十年的批評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批評觀。本文力圖從三個方面對其文學批評觀進行論述。首先，米勒批評觀的形成與其對文學語言和文本的獨特認識密切相關：在他看來，文學是“世俗的魔法”,召喚讀者和批評家進入文本;文學是施行語言，不僅具有描述功能，還具有施行功能，它在帶領讀者和批評家走進超現實世界的同時，重新建構著現實世界;文學是異質性和修辭性的語言，因而批評家很難對文本做出統一的、最終的解釋。其次，在不同的理論時期，米勒對文學批評表現出不同的認識：受到新批評的影響，細讀成為其進行文學批評的基礎;意識批評與解構主義批評時期，追求作品內在的異質性，成為其兩個不同批評階段的重心;言語行為理論時期，將揭示文本中的真相作為其文學批評的目標。最后，米勒對文學接受者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首先，無論何種時代何種語境，文學接受者都應當堅持細讀原始語言;其次，接受者要發現文本間的重復紐帶，構建起文本豐富的意義結構，從而使文本意義不斷增殖;最后，文學接受者應當打破傳統批評以尋找作者意圖為目的的觀念，以文本為依據，創造出豐富的意義。因此，其文學批評觀的積極意義在于為讀者爭取了更多自由闡釋的空間，使文學批評成為一種富于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實踐活動。

　　關鍵詞：希利斯米勒;文學批評觀;解構主義批評;細讀;重復

　　引言

　　希利斯·米勒生平及其代表作

　　J.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是美國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之一。他出生于美國的弗吉尼亞州，1944年進入歐柏林學院(OberlinCollege)物理專業學習，在大學二年級時根據自己的意愿轉入英美文學專業學習。米勒稱這一人生轉折是“真正的神意或‘呼召’”①。他認為他的一生最需要做的就是“閱讀文學、教文學和圍繞文學而寫作”②。事實也證明了他這一決定的正確性。1953年，于哈佛大學研究生院(HarvardGraduateSchoolofArtsandSciences)畢業后的米勒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任教，1964-1967年間擔任該校英文系主任，1964-1972年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在霍普金斯大學執教期間，米勒與意識批評的代表--喬治·布萊(GeorgePoulet)相識。與布萊的交往，使米勒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轉變，其批評觀念由新批評轉向意識批評。1972年，米勒離開霍普金斯大學，去往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任教，在此期間，米勒與同在耶魯任教的保羅·德曼(PauldeMan)、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Hartman)接受了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的解構主義理論，并將其運用到文學文本的批評實踐中，在美國掀起了解構主義批評的浪潮，被學界稱為“耶魯學派”(TheYaleSchool)。1986年，米勒與德里達一起赴加利福尼亞大學尓灣分校(UniversityofCalifonia,Irvine)任教，在那里繼續他們的理論研究之路。同年，由于米勒對美國文論發展的重要貢獻，被北美現代語言協會(MLA)推選為主席。2005年，米勒成為該學會“終身學術成就獎”的獲得者。2011年，米勒又獲得了加州大學的“帕努奇獎”,該獎項是專門為表彰退休后仍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學者而設立的。由此可見，筆耕不輟的米勒對文學研究事業的極大熱忱。

　　迄今為止，米勒從事文學研究事業已長達六十年，其間他有20多部專著、7部編校、227篇論文發表，這些論作充分體現了其在文學批評方面的重要成就和思想轉變。

　　米勒的文學批評生涯共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轉變。首先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米勒受到喬治·布萊的影響，放棄了在大學時接受的新批評理論，轉而倡導意識批評。在這一階段，他主要運用現象學意識批評的方法分析解讀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作品，完成了《狄更斯：他的小說世界》(CharlesDickens:TheWorldofHisNovels)(1958)、《上帝的消逝》(TheDisappearanceofGod:FiveNineteen-CenturyWriters)(1963)、《現實的詩人：六位20世紀作家》(PoetsofReality:SixTwentieth-CenturyWriters)(1965)、《維多利亞小說的形式》(TheFormofVictorianFiction)(1968)、《托馬斯·哈代：距離與欲望》(ThomasHarcfy:DistanceandDesire)(1970)等論著。

　　第二次重要轉變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米勒受到德里達解構主義思想的影響，由原來的意識批評向解構主義批評轉變。論及此次轉變就不得不提到《日內瓦或巴黎：喬治·布萊的“認同”批評》一文。《日》文從開始寫作到最終完稿，共經歷了七年的時間。文章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對喬治·布萊理論的評述，第二部分則是對布萊理論的解構，這篇文章體現了米勒由意識批評到解構主義批評的思想轉變歷程。在轉向解構主義批評后，米勒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述解讀十九世紀特別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品，如《作為寄主的批評家》(AstheHostoftheCritics)(1977)、《小說與重復》(FictionandRepetition:SevenEnglishNovels)(1982)、《語言時刻》(TheLinguisticMoment)(1985)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米勒追隨德里達的腳步，將言語行為理論引進文學批評領域，探究文學話語對現實世界的變形和重構。此間，他完成了《閱讀的倫理學》(TheEthicsofReading)(1986)、《皮革馬利翁的各種版本》(VersionsofPygmalion)(1990)、《描圖學》(Topographies)(1995)、《黑洞》(BlackHole)(1999)、《他者》(Others)(2001)、《文學中的言語行為》(SpeechactsinLiterature)(2001)、《文學死了嗎》(OnLiterature)(2002)等論著。在這些批評作品中，米勒分析了文學語言以言行事、用詞語構建新事物的本質屬性和塑造新的生活范型、引導人們走向新生活兩大功能問題。

　　綜觀，在目前米勒已出版的20多部作品中，除了《解讀敘事》和《文學死了嗎?》等著作專門探討文學理論問題外，其余的著述均在解讀具體的作家作品。即使在這兩部著作中，也不乏對具體文本的精彩分析。由此可見，米勒的文學研究活動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閱讀和批評上，因而對于文學批評活動，米勒也表現出自己獨特的見解。

　　希利斯·米勒研究現狀

　　(一)米勒研究在西方：

　　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文論大家，米勒對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事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其在解構主義理論于美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批評中的語言學轉向和后現代文本理論的發展也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在西方文論界對米勒的研究從未停止過。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近幾十年來，國外專門討論米勒的論作有300多種。如此繁多的論作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第一類是討論米勒意識批評觀念的論作，如裘得·奧索渥斯基(JudyOsowski)的《形式的結構概念：羅蘭·巴特、喬治·布萊和希利斯·米勒》(TheStructuralistConceptofForm:RolandBarthes,GeorgePoulet,andJ.HillisMiller)，薩拉·哈拉瓦(SarahLawall)的《意識之批評：文學的存在結構》(CriticsofConsciou:TheExistentialStructuresofLiterature)等。

　　第二類是討論米勒解構主義批評觀念的論作。這類論作可根據是否承認米勒的解構主義立場分為兩類。第一類，承認米勒是解構主義的典型代表，并否定以米勒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批評。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76年《批評探索》(CriticismandExploration)第三期同時刊發了艾布拉姆斯的《解構的天使》(TheDeconstructiveAngel)和米勒的《作為寄主的批評家》(AstheHostoftheCritics)，此次刊發將人文主義文學批評與解構主義批評之間的論戰公開化。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艾布拉姆斯認為米勒是解構主義的典型代表，并批判米勒所代表的解構主義批評是一種虛無的、沉浸在文本中的自由嬉戲，最終只能在渺無極限的自由嬉戲中解構自身。第二，質疑米勒解構立場的堅定性。持這類觀點的批評家有威廉姆·凱恩(WilliamCain)、道那德·皮斯(DonaldPease)和文森特·皮科拉(VincentP.Pecora)等。他們認為米勒的解構主義理論中保留著傳統理論的成分。因而其解構主義立場搖擺不定，解構主義理論表現出種種不完備性。

　　第三類是討論米勒的言語行為理論的論作。如伊蒙·鄧恩(EamonnDunne)的《J.希利斯·米勒及其解構主義之后文學閱讀的可能性》(J.HillisMillerandthePossibilitiesofReadingLiteratureafterDeconstruction)，維森特·B.萊切(Vicente.BLecce)的《解構和倫理學》(DeconstructionandEthics)，胡斯曼(Hussman)的《作為行為的文學》(LiteratureasConduct)，羅伯特·斯考萊斯(RobertScholes)的《解構的哀婉詞語》(ThePathosofDeconstruction)等。其中愛爾蘭學者伊蒙·鄧恩的《J.希利斯·米勒及其解構主義之后文學閱讀的可能性》分析了米勒的閱讀策略和方法，包括重復式閱讀、賦格式閱讀和作為言語行為的閱讀等，對研究米勒的閱讀倫理觀有重要意義。

　　另外，還有對米勒所發表論著的評介性著述。如由西班牙文學理論家曼努埃爾·阿森西(ManuelAsensi)撰寫的《J.希利斯·米勒之交互閱讀》(J.HillisMiller;or,BoustrophedonicReading)對米勒之前所發表的論著進行評介，揭示了米勒論著中貫穿始終的對文學文本異質性的迷戀。此后，也涌現出許多評介米勒論著的作品。如由朱利安·沃弗雷(JulianWolfreys)主編的《J.希利斯·米勒讀本》(TheJ.HillisMillerReader)(2005)收錄了米勒的22篇論文以及對這些論文的15篇評論。其中涉及到維多利亞小說、二十世紀作家、閱讀倫理等方面。與此相類似的還有，由芭芭拉·科恩(BarbaraCohen)等主編的《對閱讀的挑戰》(ProvocationstoReading)，其中收錄了研究米勒的11篇論文以及德里達評價米勒的文章。這本文集對米勒的解構主義文學理論作出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評價。

　　(二)米勒研究在中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國的文學理論界開始對米勒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其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譯著類，其中包括整本的譯著，如由申丹翻譯的《解讀敘事》(2002)，由秦立彥翻譯的《文學死了嗎》(2007)以及由王宏圖翻譯的《小說與重復》(2008)等。另外，還包括學者匯編的論文集譯著，如由郭英劍等翻譯的《重申解構主義》(2000)收集了米勒的13篇論文。由易曉明匯編的《土著與數碼沖浪者：

　　米勒中國演講集》(2011)收集了米勒的10篇論文、1篇學術自述、2篇訪談和2篇研究論文。由我國臺灣學者單德興匯編出版的《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1995)收錄了米勒在臺灣講學期間的4篇演講，集中反映了米勒將閱讀倫理與言語行為理論相結合的研究成果。

　　其次是國內學者研究米勒的著作：如肖錦龍的《意識批評、語言分析、行為研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學批評之批評》(2011)以米勒的文學批評活動為研究對象，具體分析了米勒對七部小說的批評方法，對米勒文學批評的成就和局限進行了闡述。申屠云峰與曹艷合著的《在理論和實踐之間--J.希利斯·米勒解構主義文論管窺》(2011)從異質的語言、閱讀的倫理學、非線性敘事學和全球化下的文學研究等方面深入地分析了米勒的解構主義批評。秦旭的《J.希利斯·米勒解構批評研究》(2011)論述了其從早期意識批評中的解構端倪，到集其解構思想之大成的解構主義批評和文學言語行為理論，直至近期的媒體批評和文學終結論，說明解構在其文學批評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國內對米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學術論文方面。據CNKI數據庫的不完全統計，國內專門研究米勒文學理論的相關學術論文共80多篇，其中碩博論文共16篇，期刊論文60余篇。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可將研究米勒的5篇博士論文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考察米勒的解構主義批評為目的的論文。如張青嶺的博士論文《論希利斯·米勒的解構批評》(2006)，考察了米勒文學批評活動的流變歷程及米勒的“重復”、“敘事線條”和“踐行”三個理論焦點。第二類是以米勒的文學觀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如肖錦龍的博士論文《希利斯·米勒文學觀的元觀念探幽發微》(2006)，分析考察了米勒文學觀的演變過程，探究了其文學觀的元觀念及創新點，揭示了其文學觀的盲區和局限性。第三類是研究米勒的言語行為理論的論文。如王建香在博士論文《文學述行：當代西方文論中的言語行為視域》(2008)中討論了米勒的閱讀倫理觀，并認為它是米勒文學述行觀的集中體現。郭艷娟的博士論文《閱讀的倫理：希利斯·米勒批評理論探幽》(2009)重點討論了米勒的閱讀倫理觀和言語行為理論。王月的博士論文《希利斯·米勒文學言語行為理論研究》(2012)對米勒的言語行為理論進行了辨析。

　　關于米勒學術思想研究的碩士論文共11篇，大致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研究米勒學術思想的轉變及其在中國的接受情況，如賈悅在碩士論文《論希利斯·米勒的解構主義批評與其意識批評的關系》(2011)中分析了米勒從意識批評轉向解構主義批評的原因，并深入探究了兩種批評思想之間的斷裂與延續。陳中雨的碩士論文《希利斯·米勒解構主義文學思想及其中國接受研究》(2011)在介紹米勒解構主義思想的同時，通過對米勒文論思想與中國文論建構之間關系的勾勒，探究跨文化語境中文學理論的接受和闡釋問題，并反思了跨文化語境中文論的誤讀現象。第二類是關于米勒解構主義時期文學理論的研究，如肖峰的《敘述中的多重線條--論希利斯米勒的解構主義敘事理論》(2007)重點探討了米勒在《解讀敘事》中研究的敘事線條問題。劉明月的《J.希利斯·米勒的解構主義文學觀辨析》(2013)闡述了米勒的解構主義文學觀念，并對其進行了獨到的辨析。余雙梅的《論希利斯·米勒的解構主義閱讀觀》(2014)從理論來源和策略介紹等方面對米勒的解構主義閱讀觀進行了評析。第三類是對米勒重復觀的研究，如王冰冰的碩士論文《論希利斯米勒的重復觀》(2007)深入地把握了米勒的重復觀及其理論的獨特性與價值，并結合當今中國的文學批評現狀，指出了其啟示意義。齊曉雨的《J·希利斯·米勒的重復觀解讀》(2010)在詳細闡述重復觀內涵的同時，以中國當代作家畢飛宇為例，運用米勒的重復理論對畢飛宇的創作進行解讀，為解讀畢飛宇的小說找到了新的視角。第四類是關于米勒提出的文學終結論的研究，如秦志敏的《論爭與啟示--希利斯·米勒的言論與中國學者的反應》(2006)通過探討米勒有關文學終結的言論在中國引發論爭的緣由和誤讀的原因，提出米勒的理論對中國本土理論創建所具有的啟示意義。曾珍的《宣言亦或憂思--J·希利斯·米勒“文學終結論”研究》(2007)則討論了米勒文學終結論提出的理論契機、理論內涵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接受。第五類是對米勒文學語言觀的研究，段德寧在《希利斯·米勒的文學語言觀研究》(2009)一文中，從文學語言的視角出發，揭示出米勒在不同時期對文學語言的不同認識，以及這些認識的理論來源。屈永菲的《敘事批評領域的游牧--米勒的敘事修辭觀》(2011)將米勒的敘事修辭觀放在共時與歷時的雙重背景下進行研究述評，指出其修辭觀的本質在于語言的異質性。

　　另外，刊登于期刊雜志的論文總體上可分為如下幾類：(1)有40多篇主要探討米勒的“文學終結”問題。(2)有20多篇探討米勒的解構主義文學觀。(3)有10多篇主要討論米勒的敘事學理論和小說理論。(4)有2篇討論了米勒的比較文學觀。(5)有2篇綜述了近年來國內的米勒研究狀況。(6)有2篇分別討論了米勒的意識批評和解構主義批評。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學術界關于米勒的研究現狀可以說宏觀介紹的偏多，個別研究的較少;對其解構主義批評側重較多，其他階段的批評研究較少;對其文學理論探討較多，批評觀念和批評實踐活動卻未給予充分關注。因此，目前對米勒的研究狀況，為本文探討米勒的文學批評觀提出了新的任務。

　　第1章米勒對文學語言和文本的認識

　　在漫長的中西文論長河中，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圍繞“文學是什么”所進行的思索從未停止過，它一直伴隨著人們探索文學意義的腳步前行。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存在，其自身一直散發著神秘而不確定的光彩，這種光彩使得人們很難用一種準確而嚴密的話語進行把握，因而不同語境中的理論家紛紛以獨特的視角對其進行不同維度的界定。米勒作為當代美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代表人物，也對文學中的兩大要素--文本和語言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米勒對文學語言和文本的認識亦直接影響著其文學批評觀的形成。

　　1.1文學是世俗的魔法

　　在米勒看來，文學的世界是神秘而奇異的，這種神秘和奇異召喚著讀者和批評家進入文本，對文本進行鑒賞或評價。他認為，文學是一種可以被稱作“世俗魔法”的東西。

　　對于讀者和批評家來說，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敞開著一個全新的世界。對此，米勒曾在《文學死了嗎》中引用喬治·艾略特(GeorgeEliot)的《亞當·比德》(AdanBede)中的句子印證自己的觀點：“埃及魔法師把一滴墨當做鏡子，竭力為每一個偶然來此的人，揭示遙遠過去的幻像。我要為讀者諸君做的就是如此。我要用我筆端的這滴墨，給你們看希斯洛伯(Hayslope)村的木匠和建筑者約拿森·伯格先生(MrJonathanBurge)寬敞的作坊，在公元1799年6月18日那一天是什么樣子。”①這段話巧妙地將作者筆端的墨水比喻為埃及魔法師的神奇魔法，墨水寫出來的、呈現在讀者眼前的詞語，與神奇魔法具有相同的效力。通過它們，讀者和批評家可以參與和見證文本中的虛擬世界。因此，可以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施加在讀者身上的“世俗魔法”.文學作為召喚讀者和批評家進入文本世界的“世俗魔法”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文學文本包含自己的秘密;另一方面，文學文本制造新奇的夢境。

　　1.1.1包含秘密米勒認為，文學文本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永遠不把自己的秘密揭示出來。而這個特征也是文本召喚讀者或批評家進入文本世界，進而產生文學批評活動的基礎。在《文學死了嗎》中，米勒曾明確指出：“掩藏秘密，永遠不揭示它們，這是文學的一個基本特征。”①文學文本是一種模糊信息的載體，它是用具有含蓄性、情感性、隱喻性、象征性的非指涉性語言表現人們的生活、想象的世界以及人們的思想感情的方式。因此，文學作品中包含著許多意義的空白和未定性。我們在閱讀和批評文學作品時，只能通過紙張上的文字進入文本中的世界，對于那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文字描述的多少決定了我們知道的多寡，我們沒有其他途徑了解更多的信息。而文學作品對于讀者和批評家來說，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心，而且通過保守自己的秘密，讓讀者和批評家積極地參與到文本中，以創造性的方式接受文本。米勒對文學文本的這一認識與伊瑟爾的“本文的召喚結構”的文學接受理論相類似。伊瑟爾認為，“作品的意義不確定性和意義空白促使讀者去尋找作品的意義，從而賦予他參與作品意義構成的權力。”②也就是說，文學文本的這種包含秘密或言包含“空白”和不確定的特征，召喚著讀者和批評家將文學作品中包含的未定性和空白與自己的經驗及對世界的想象聯系起來，這樣有限的文學文本便有了無限意義生成的可能性。文本中的秘密和空白是激發讀者和批評家的想象，從而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種動力因素。

　　米勒認為，一部文學作品是一個見證，而且是關于那個虛擬世界的唯一見證。它以有限的文字、刻意的留白、含蓄的語言創造了一個無限豐富的想象的世界，那個世界等待著讀者和批評家以自己的方式來充實它、再造它。對此，米勒在《文學死了嗎》中舉出了諸多例證。比如，庫切(J.M.Coetzee)的小說《福》(Foe)(1986)，主要講述了一位女性失事人蘇珊·巴登(SusanBarton)流落到只有克魯梭(Cruso)和星期五的荒島的故事。星期五的舌頭被販賣奴隸的人割掉，所以他無法說話。文本中的秘密就發生在蘇珊和無言的星期五身上--蘇珊在星期五只穿了一條飛揚的袍子裸體跳舞時看到了一些真相，但在文本中的敘述比較模糊。“一直朝我隱藏的東西顯示了出來。我看到了。

　　或者，我應該說，我的眼睛睜開，見到了眼前的東西。我看到了，并相信我看到了……”③關于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她并沒有告訴讀者。沉默的星期五和蘇珊的模糊敘述使讀者可以隨意編織關于他的故事。

　　文學作品中永遠無法為讀者所知的東西是其得以存在的意義。優秀的文學作品能讓讀者對其葆有永不止息的好奇心，并召喚讀者和批評家到文本中探索、追尋，進而在文學批評中發掘出作品的豐富意義和神奇魅力。

　　1.1.2制造夢境

　　米勒認為，制造夢境、創造虛幻的現實圖景是文學召喚閱讀和批評的另一個基本特征。米勒在《文學死了嗎》中指出：“夢境最偉大的表達就是但丁(1265-1321)的《神曲》。一直到雪萊(1792-1822)《生命的勝利》(1822)(TheTriumphofLife)，甚至到最近的書中，夢境作為一種體裁仍活躍著……中世紀的夢境與我的文學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假定夢中窺見的是一個單一的超自然世界，而對我來說，每部作品都通向一個不同的世界”

　　這即是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制造著一個獨特無比的夢境。這個夢境是由文字匯聚而成的，獨立于現實之外的“世俗夢境”.每部文學作品都通向一個獨立于現實之外的虛幻世界。這個世界可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瓦河畔的幻覺中窺見的超現實--一個全新的、不確定的、陌生又奇異的世界。這個世界可以是存在于特洛洛普想象中的現實世界--一個與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中產階級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的世界……米勒認為順利進入文學作品的夢境，得益于文本開篇的話語。文學作品的開頭就仿佛那句具有魔力的咒語--芝麻開門。只需要短短幾句話或幾個詞語，讀者就變成了那個夢境的見證者和觀察者。比如弗蘭茲·卡夫卡(FranzKafka)《審判》(Derprozess)的開頭：“肯定有人造謠中傷約瑟夫了，因為一天早晨，他根本沒做過什么壞事就被捕了。”②僅僅用幾句話，便打開了文本世界的大門，讀者不論身處何處，這些詞語都會將其帶入一個令人著迷的地方，認識那個世界的人、事、物。

　　文學文本的開篇往往是創造性的，它會突然將讀者帶入一個虛構的世界，因而，文學文本作為世俗夢境往往具有暴力性的特征。這種暴力性通常包含兩種含義：一種是指作品的開頭都是侵入式的，它會吸引讀者的注意，打斷其正在做的事，以這樣的方式將讀者帶到語言創造的夢境中。另一種暴力是指以暴力為內容的開頭。這種暴力往往牽涉到死亡、性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ButlerYeats)的《麗達與天鵝》(LedaandTheSwan)的開頭：“突然的一擊：巨大的翅膀，停在搖晃的少女上方。她的大腿被黑暗之網愛撫著。”①即將讀者帶入一種性暴力中。但在米勒看來，這種暴力不會使人產生恐懼感，反而能夠帶給人一種愉悅的體驗。因為尼采曾經說過：“如果要有藝術，如果要有任何行動和觀察的美學，一個生理前提不可或缺：狂熱。”②此即是說，進入文本世界必不可少的生理前提是狂熱，而文學作品中的暴力、死亡以及語言的非理性，都是將讀者帶入苦樂交融夢境的必要因素。

　　陌生性是文學作為“世俗夢境”的第二個特征。米勒指出，文學作品所制造的夢境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每個夢境都是獨特的、陌生的、個體性的。因而，也就決定了作品與作品之間的狀態是疏離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與其他的作品不同，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對現實世界所做的不可替代的補充。米勒同德里達一樣都認為每一部作品都有屬于自己的真實。德里達曾經把文學比喻成一個卷成球的刺猬，米勒對此深表贊同。后者曾在《文學死了嗎》中指出：“對我來說，每部作品也是一個單獨的空間，周圍都有刺一樣的東西保護著”③。因而，在米勒看來，作品與作品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每部文學作品都為我們制造著一個獨一無二的“白日夢”,這一夢境吸引讀者進入，等待讀者和批評家對其進行再創造。

　　在米勒看來，文學文本是世俗的魔法，它一方面包含自己的秘密，另一方面制造獨特的夢境。文本中包含的秘密和意義空白可以在批評家的積極參與和能動創造下，產生豐富的意義。而文本制造的夢境則可以吸引讀者和批評家進入這個超現實的世界，狂熱地沉迷于這個世界。文學文本的這一特征是批評家進入文本進而進行文學批評的基礎。

　　1.2文學是施行語言

　　米勒認為文學是施行性的語言，它不僅具有陳述事物的描述功能，還具有用詞做事使事情發生的施行功能。米勒關于語言具有施行(performative)功能的觀點是其來源于英國語言哲學家約翰·奧斯汀(JohnAustin)。后者曾提出一套對西方理論思想界產生深刻影響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往人們關于語言的看法是：它用來記錄或者復述事物和人們的思想，具有描述性。而奧斯汀認為，語言不僅具有呈現事物、表現真理的描述(constative)功能，還具有用詞語做事的施行功能。但他將語境看作制約言語行為的因素，而沒有意識到這是由語言的內在結構和法則決定的，因而米勒批判地吸收了其理論，認為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其不僅是被動記錄和重現現實的工具，而且是主動地建構新現實、創造新的生活圖景，建立新的生活范式的形式。文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揭示真理，引導人們正確認識生活，而且是為了樹立新的生活信念和規范、引導人們走向新的生活。由于文學語言具有施行的性質，因而讀者和批評家的閱讀就具有了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文學閱讀可以使讀者和批評家進入超現實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學閱讀具有構建現實的作用，因而需要讀者沉浸于文本的同時，對文本作出分析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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