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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WTO決策機制

　　WTO的決策機制是怎樣的呢?它有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制度安排

　　(一) 正式的決策機制：“協商一致”、投票和“反向協商一致”

　　“協商一致”是WTO的驕傲，它的決策由所有成員國的代表、大使或部長們通過“協商一致”原則做出，每個成員國都有投票否決權，就此而言，WTO比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WB(World Bank)更加民主。

　　如果某一決定未能達成協商一致，則以投票決定。投票決策的方式主要有四種：簡單多數、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以及全體成員方同意。但是，如果貿易大國反對，即使通過投票達成協議，該協議不被貿易大國執行，其影響和作用在國際貿易中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和意義，反而威脅到WTO的地位和權威。因此，各成員國都盡量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正式的投票程序常常被“協商一致”取代。 此外，WTO還有“反向協商一致”的決策方式，即所有與會成員以“協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否定的表示，只要無人明確表示否決就贊成，任何不出席會議、出席會議不發言、發言只作一般評論、棄權等均不構成對決定的否決。這種決策方式主要用于爭端解決機制。

　　(二) 非正式的決策機制：“休息室”(Green Room)決策過程

　　所謂“休息室”決策過程，實際上是一種由慣例形成的制度安排，WTO并沒有明文規定此種決策方式。經過選擇的少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排除大多數的WTO其他成員國)聚集在一起討論相關議題，形成議案，然后提交部長大會討論和談判，最后達成“協商一致”。世貿組織的大多數決策都是通過這種小范圍的會議和磋商做出的，然后作為既成事實提交給大會。

　　起初，參加“休息室”討論的代表由在世界貿易中占據最核心地位的四方(美國、歐共體、加拿大和日本)組成。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實力上升，

　　“休息室”參與者的數量逐漸增加。東京回合時，參與會議的代表一般有8個。發展到今天，參與“休息室”一般有25至30個代表，其中包括傳統的四國 (美國、歐共體、加拿大和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士、挪威，還可能包括一至兩個制度轉型的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參與“休息室”的發展中國家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埃及、香港、中國、印度、南朝鮮、墨西哥、巴基斯坦、南非和至少一個來自東盟的國家，大多數其他小的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會議室之外。這些會議一般也由美歐主導，他們提出議程和方案，然后提供給其他國家討論。既然美歐同意，其他的國家也都遵從，他們對議程影響力微乎其微。

　　世貿組織公開承認，Green Room決策的制度安排的確引起眾多成員國和民間組織的抗議，但它同時聲稱：“到目前為止，WTO各成員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談判方式。”近幾年來，WTO的決策機制越來越受到質疑與批評，WTO的官員、成員國和學者們開始思考改革WTO決策機制的問題。

　　二、 “休息室”形成的理論依據和要求改革的原因

　　(一) “休息室”制度形成的理論依據：貿易霸權論

　　貿易霸權是由占國際貿易份額前幾名的國家組成決策集團，領導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和管理。它與WTO運行穩定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不僅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而且有利于國際貿易體系的穩定。否則，國際貿易秩序將陷入混亂無序和不穩定狀態。

　　但是，隨著不同國家經濟實力、貿易份額和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要求根據貿易實力重新分配權力的力量將改變舊的貿易霸權體系，形成新的決策集團。而舊的霸權國家必定努力維系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多方將展開激烈爭奪。近幾年來，美國常常挑起貿易爭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抬高貿易壁壘，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依靠霸權國家維持貿易體系，沒有合理的機制進行約束與控制，只可能加劇國際貿易的不穩定。貿易霸權在二戰后確實起到了幫助戰后各國恢復貿易與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貿易結構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休息室”制度已落后于時代發展的要求。

　　(二) WTO決策機制改革的原因

　　1. 提高決策效率是根本動因 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批在國際貿易中占很小比例的發展中國家加入GATT，美國開始質疑GATT的“協商一致”決策機制。美國認為：占世界貿易總額三分之二以上的美、歐、日、加等大國和許多貿易額不到0.2%的中、小發展中國家具有同樣決策權力是很不合理的。美國一度主張仿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的 “加權表決制”，按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份額分配表決權，或者按歐共體那樣按成員國家的大小、實力強弱來分配表決權。然而，各國進出口貿易額是不斷變化的，“加權”和表決票數的比例分配很難獲得穩定的基數。因此照搬國際貨幣基金和歐共體的辦法均行不通。此后，美國設計和采

　　納了把東京回合達成的9個非關稅措施協議與GATT條約分立，單獨構成為“守則”，自成體系，由“簽約方委員會”管理，聽任GATT締約方或非締約方自行選擇參加的模式。但是此種模式備受質疑，被認為是對非參加國造成事實上的歧視。在WTO成立時，大部分“守則”并入協議，并沿用GATT的“協商一致”決策程序進行貿易談判。

　　由于經濟強國不滿低效率的“協商一致”原則，而議題的復雜化使談判進程更加艱難，美歐之間貿易矛盾日益加深，這兩個強大的貿易實體對沿襲了GATT傳統的決策機制產生強烈的不滿。他們強烈要求WTO改革目前的“協商一致”原則，提高決策效率。

　　2. 發展中國家參與決策的意識增加 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強大，發展中國家參與決策的意識增加。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逐漸上升，他們產生了參與決策的強烈要求，另一方面，決策機制的不民主性和不透明性，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排除在議事日程之外，而這些議程的結果將影響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因此，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形成該組織中的新的力量，積極抗衡不合理的、陳舊的決策機制，要求對“休息室”決策過程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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