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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高文麒看著他的小黑板有些發愁。

這塊小黑板位于他在西安糜家橋小區的快餐店前臺旁，上面寫著：“待用快餐累計認購265份，取用63份，待用202份。”

“待用快餐”，是指去餐廳吃飯的顧客提前買下一兩份快餐，寄存在店里，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這項由普通人自發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動，最早可追溯到二戰時歐洲的“待用咖啡”。

2013年4月，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在微博上轉發了“待用咖啡”的情況介紹，并號召在中國發起“待餐盒飯”。兩個小時后，高文麒成為微博上的第一個響應者。

如此快速地響應，因為高文麒對此并不陌生。高文麒今年50歲，出生在臺灣。還是八、九歲的孩子時，他常和母親去家附近的餛飩店吃飯。有一次，一個乞丐經過，向老板娘要一碗餛飩，看到老板娘不太樂意，母親出錢買了一碗，并對老板娘說，“以后如果有‘不方便的人’，你就給他一碗吧，記在我賬上，每個星期我來跟你結賬。”

之后，高文麒有時替母親去結賬，一碗餛飩10元臺幣，老板娘只按7折（成本價）收錢。

待用快餐在中國內地行得通嗎？高文麒并沒有把握。然而他克制不住想要試一試的欲望。“我就是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鹵肉飯套餐的正常售價是16元，但是，“不能把商家的利潤也計算在內”，高文麒簡單計算過成本，認購價被定為10元。2013年4月13日中午，高文麒在店門口掛出了小黑板，寫上：“本店提供免費待用快餐，請入內取餐”。

很快就有了認購者，但前幾位多是媒體記者。記者們關心的問題與高文麒不同：誰來監督？

高文麒心里有些受挫：為什么一開始就推定，店家只有在監督下才會把這事兒做好？

第一位取用者第二天才出現。一位老大爺10點多來到店里，老人說是看了報紙后特意趕來的。“我就是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取用了一份后，老人離開時要求認購兩份。高文麒本想婉拒，但老人說，“還有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

待用快餐開始的前幾天，高文麒的小店充滿了這類看了報道來試試的。他們通常取用一份免費餐，之后再認購兩三份。

然而，“待用快餐”出名，也帶來了高文麒未曾預料到的后果。

各地的朋友都打來電話，“給個銀行賬號，我要認購！”一些大型餐飲企業要求認購1000份至5000份不等。

高文麒有些不理解，這只是一份小小的“舉手之勞”式的義舉，為什么搞得像是個形象工程？

兩三天后，他的思路漸漸清晰。這位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的餐廳老板，總結出了自己的八字精神：鄰里、尊重、信任、關懷。他只接受來店里用餐的顧客認購，目的是照顧附近需要幫助的人群。他還作了認購的上限規定：每人3份。

這個規則很難被遵守，有人特意遠道而來，丟下100元、300元就走。高文麒起初非常意外，后來他想到了一個解釋：當下公益界讓人失去信心，慈悲之心沒有出口，于是，他這里成了一個發泄口。“這么簡單的事。哪里需要什么組織”

待用余數漸漸上升到了200余個，但取用者卻寥寥無幾。

他還記得，一位老人來店里取用待用快餐時，堅持要向高文麒出示低保證和殘疾證：“我就是要證明我沒騙你！”高文麒心酸得無言以對，“他不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他發現，不論自己如何表達尊重，取用者會不可避免地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時間一久，高文麒發現，取用者少，或許和快餐店所在的小區比較高端有關。于是一位志愿者朋友提供了個點子：幫助那些到省城西安來看病的病人和家屬。他們打印了宣傳單，去餐廳附近的醫院宣傳。院方認為是好事，但都說不好做。一家醫院甚至要求高文麒簽訂責任狀，保證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后果。

眼看著官方途徑行不通，志愿者們便在醫院門前對病人和家屬口頭講解。有人一臉迷茫聽不懂，有人搖頭不相信，“白吃一頓飯？別是騙我們買藥的。”

他最為不適應的是，這項以個人為參與主體的微小慈善。正漸漸變成一種組織行為。很快就推出了待用快餐的標識：一個紅色心形圖案為主的LOG0，要求參與商家懸掛。

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和獨立思考者。高文麒本能地抗拒任何組織的身份標識。他將參與的餐廳比做蠟燭，“一家做得不好，別的蠟燭還亮著；但如果統一起來，就成了一條電線上的燈泡，到時候，人家不會說某家店是騙人的，人家會說這個公益活動是騙人的”。

也有一些商家在微博上和他聯絡，詢問加入應和哪里聯系。他非常奇怪：這么簡單的事，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哪里需要什么組織呢？

2013年6月19日中午，一位男孩在餐廳門口碰見了高文麒。男孩說自己來自附近農村，想在這里找一份工作。高文麒回答，“我沒有工作給你，但我可以給你一份午餐。”

男孩將信將疑地領取了午餐，坐在桌邊安靜地吃完，小聲道過謝后，離開了。

高文麒回頭望了望男孩的背影，又繼續張羅店里的活計。他說，他相信。待用快餐應該是一件平民的、沉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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