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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就業形勢告急的今天，或許從古今中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兼職史里，你能找到一些讓自己發光的啟示。當然，前提是你得是金子，而且還要夠硬。

馬爾克斯說的一個段子：1971年，聶魯達在巴黎，聽某個可靠的朋友透露，說他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先生那年67歲了，離過世還有兩年，當然不能像年輕人進洞房，猴急跳腳臉火燙。他很沉穩，只是遍請巴黎的諸位朋友吃飯。人問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消息出來，諸位恍然大悟，紛道恭喜。其中一位問：“那你頒獎詞準備說啥？”聶先生一拍腦袋：“高興忘了！”扯過張菜單，翻個面，就用他招牌的綠墨水開始寫起來。

但這故事講得開，前提是聶先生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嘛呢？工作，在大使館上班。實際上，他老人家是外交官。他那些得了諾貝爾獎的詩，全是業余時間寫的。

如你所知，中國文化人有這傳統：本行是濟世救民，業余就風流揮灑。比如孔圣人當過飼養員，當過魯國官員，也當過老師，學生把課堂筆記一抄就是《論語》。屈原主業是楚國的公務員，業余寫詩。唐朝的詩歌，若非私人抒情，便是酬答贈送之用。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司馬光們，都是一邊當國家干部，一邊順手寫詩、作文、畫畫。所以，曹操的詩，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和花鳥畫，李后主的詞，天啟皇帝的木工活兒，康熙皇帝的拉丁文和幾何學，聽上去一點都不奇怪：當皇帝也得有個業余愛好不是？

而且中國人思維里，有這么回事：唐朝之后，讀書人都兼有儒家和道家雙屬性。當了公務員，有了鐵飯碗，就是儒家，濟世救民。沒當上公務員，不被天子待見，就決定披發入山，云煙深處去。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著好官，念叨歸農，自號個什么齋主人，什么居山人，還寫厚厚的詩集出來印，就是想來分富貴風流，兩廂占盡。

歐洲人也兼職，但比起中國讀書人來，更現實點。實話說就是，歐洲人得琢磨生活問題。古希臘諸位大賢能玩學問，是有一比四的公民與奴隸數據對比放著，不愁沒人伺候；中世紀搞文藝的，若非教會養著，就是大富豪。所以，許多知識分子只好一邊謀生，一邊偷空創作。19世紀之前的音樂人，都得連創作帶演出。巴赫在萊比錫做樂長時候，每個星期得寫25分鐘的新曲子，還得親自抄譜，到周末親自夯起管風琴來演出。19世紀的諸位也是能者多勞：門德爾松得做教師，李斯特得繞世界鋼巡回，馬勒的主業是指揮。真得等放了假，他們幾位才有時間搞創作。俄羅斯大作曲家鮑羅丁，本行是醫院院長，又是化學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處理罷，才能寫曲子去。

寫東西的諸位，兼職的更多。艾略特先生寫20世紀最偉大詩作《荒原》的時候，本身是個銀行職員。村上春樹寫處女作小說——后來獲得群像新人獎的作品——《且聽風吟》時，是在自家經營的爵士酒吧下班后。納博科夫20世紀40年代在康奈爾教書，為了養家，曾經一口氣開四門課，里面居然包括網球課，實在沒時間，只好趁假期出去捉蝴蝶，又逢下雨時，在汽車里寫著名的《洛麗塔》。當然，上班累一天，下班寫偉大作品，這日子沒法持久。海明威說艾略特當時在銀行困得甚為痛苦，但沒名沒錢之前，就是不敢辭職；當時在巴黎的龐德，雖然詩稿賣不出去，窮得想去當翻譯算了，但還是伙同諸友捐款，“把龐德從銀行拯救出來！”村上春樹寫完自己第二部小說就把酒吧關了專心寫作；納博科夫一等《洛麗塔》暢銷就辭職跑去瑞士，皆此類也。

最神奇的兼職是這樣子：16世紀初，教皇讓米開朗琪羅做壁畫。米開朗琪羅說自己是雕塑家，不會畫畫——給自己雕塑打的草稿不算。教皇不聽，逼他畫，激起了米開朗琪羅的牛性，花四年畫了不朽的西斯廷天頂圖，39米乘以13米的巨畫，都是個“不會畫畫”的人完成的。實際上，米開朗琪羅并不愛這玩意，終其一生都在嘮叨：“那些逼我完成的畫，摧毀了我完成真正作品的時間”，以及，“描繪景物的工作，是給那些沒能力描繪人物的家伙準備的”。換句話說，他老人家一輩子畫的那些巨作——包括西斯廷天頂圖這樣的不朽作品——都是在他創作雕塑的間隙，憤憤不平，兼職完成的。

最后一個故事。

馬爾克斯早年在哥倫比亞當記者。白天工作，晚上去一個下等妓女睡的大車店歇宿，乘隙寫小說。到他而立之年被報紙解聘后，他先在巴黎，然后去墨西哥。在墨西哥時，他已經寫完了五部小說——全是工作之余寫的——只有一部出版了，印了千余冊。很多年后，他回顧那段生涯，說過這么句話：“如果你會覺得自己總想做什么，卻嫌被工作壓抑，沒時間……好吧，也許你對那件事的愛，還不大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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