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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講,我很快樂。”如果你知道說這話的人是個找了兩年工作的失業者,會不會跌破眼鏡?然而千真萬確。克里斯托夫在一家信息公司度過一段職場歲月,留下無可挽回的壞印象,他索性安于失業境況,而且決定停止所有再就業嘗試。“企業是偽君子和無恥之徒的舞場,我在那里無所作為,因為我不愿花費精力去增加對人類毫無用處甚至有害無益的利潤。”如今,他靠最低收入生活,不得不勒緊腰帶,卻毫無悔意。“我參加許多社團活動,還可以照顧女兒。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會在40歲時死于心肌梗塞。”
在法國,很難統計與克里斯托夫抱同樣心態的人有多少。他們微笑著(盡管有時是苦笑)到就業辦事處登記,成為自愿失業者;他們毫無羞愧地打破禁忌,以游手好閑的姿態示威于世,拉黨結社,倡導“懶惰權”;“法國懶漢黨”宣揚“為消滅失業而消滅工作”;“幸福失業者”通過在線交流分享“內部消息”;一部煽動性的電影《注意,工作危險》也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大獲成功。
但是,懶漢并不僅僅出現在每周只工作35小時的法國。反工作現象在世界范圍內存在,“工作倦怠”者遍布全球,至少在發達國家已不算異端分子,因為那里的福利制度可以支撐這種奢侈。歐洲、美國、亞洲的游手好閑一族都在壯大,貼著“幸福失業者”或“星期天主義”等溫和的標簽,宣揚顛覆性思想,大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勢,仿佛不工作是改變生活的最佳方式。
柏林的紀堯姆·保利也創立了一個名為“幸福失業者”的社團,迅速征服了萊茵河畔的日耳曼人。社團調侃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既然裁員使股東腰包鼓脹,失業者顯然為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那么為什么不向他們付報酬?總之,他們“希望因不工作而得到報酬”。
美國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夠“周到”,相似的問題雖然初顯端倪,但尚處邊緣地位。社會學家朱麗葉·肖爾在所著《過度工作的美國人》中毫不留情地譴責“超人國度”對“工作狂”的頂禮膜拜。加州“直率論壇”的領袖之一約翰·德·格雷夫憤言:“我們被迫越來越多地工作,無視家庭生活、健康與環境,有何益處呢?”該組織呼吁勞動者在每年10月24日爭取休息一天,并將這一天命名為“收回你的時間日”。為什么選10月24日呢?因為此后至年末的九周恰好等于美國人比歐洲人多工作的時間!在亞利桑那州,一群自稱“不甘做工薪奴隸的人”正齊心謀劃另外一種社會——社會基礎不是工作與競爭,而是幸福感。他們奉無政府主義學者底特律·鮑勃·布萊克的著作《廢除工作》為圭臬,高喊:“全世界無產者,歇著吧!”
擁有靈巧智慧的東方人還沒有感染這種懶病吧?錯!中國的一項大規模網上調查顯示,“工作倦怠”正成為社會“流行病”。被調查者中分別有70%、39.2%、13%的人處于輕度、中度和重度“工作倦怠”狀態。在企業,高層管理者出現“工作倦怠”的比例最低,只有26.1%;而創造性受到較多壓抑的普通員工出現“工作倦怠”的比例高達48.2%。日本已經產生“自由工作者”,這些年輕人并非純粹不工作,但拒絕穿上工薪關系的苦行衣,更樂意“打小工”,留下精力投入個人愛好。在35歲以下的群體中,約20%的人接受他們的工作理念。日本政府為此十分擔憂,一些大學甚至禁至學生“打小工”。但正如“星期天主義者”所言,“一堵墻是擋不住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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