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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東方有一座城，它的名字就叫溫州；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房的傳人……”房價一上漲，很多人就會聯想到炒房團；一說起炒房團，人們就會不自覺會在前面加“溫州”。這個讓無數人羨慕嫉妒恨的神秘群體，究竟緣何崛起？如何花樣百變？又何以橫掃中國、買遍世界？

買遍上海灘

2001年8月18日，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浩浩湯湯來到上海。他們不為旅游探親，而是在《溫州晚報》的組織策劃下，專程到上海來買房。上海房產協會甚至收到市政府領導指示：“一定要把溫州看房團服務好。”這一次，溫州人砸下5000萬，讓上海人大喜過望。兩個月后，又一波溫州看房團來臨，成交8000萬。

就這樣，溫州看房團在驚人的豪買中躍上歷史舞臺。而溫州人敢這么干，不是沒有原因的。

上世紀90年代，溫州中小企業異軍突起，大小老板們都手握百萬量級的閑散資金，四處為錢找出路。此時，中國房地產業和城鎮化的趨勢漸起，嗅覺靈敏的溫州人迅速捕捉商機，從1998年開始涌入溫州樓市。短短3年，就把溫州房價從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

不過，溫州人很快發現，500公里外還有塊風險更低、空間更高的地產價值洼地——上海。

上世紀80年代，一批溫州樂清人來到上海北京東路，扎堆開出了上百家電器店。這里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溫州街”。他們做生意、開市場、攢錢財，安家置業，成為典型的“新上海人”。一進新世紀，也自然而然將3000元/平方米的上海房價信息帶回老家。頓時，溫州人不淡定了。

現在的人很難想象，1994年為振興低迷房價，上海市政府推出過一個大利好：只要在上海買房，立刻可獲得藍印戶口，一并解決子女讀書、就業等問題。機敏的溫州人顯然大喜過望，別說讓子女接受大上海的好教育，光上海房價比溫州低一半這條，就足以讓人趨之若鶩。不少溫州人看準了機會來買房，迅速與上海的開發商看對了眼。

零敲碎打的買賣不牢靠，上海開發商便在《溫州晚報》上投放了些樓盤廣告試試看。沒想到，迅速點燃溫州人的激情。由于人太多，《溫州晚報》便干脆組織了個看房團奔赴上海，就此創造歷史。

溫州媒體最早組織起“看房團”

人們仿佛發現了一塊新大陸，忙不迭地把看房團的商業模式運作了起來。資料顯示，上海開發商不惜重金，開始在溫州三大報（《溫州晚報》、《溫州都市報》、《溫州商報》）上連篇累牘砸廣告；溫州三大報也樂瘋了，立馬變身“看房旅行社”，3年組織溫州看房團近百次，次次爆滿；《溫州晚報》還順勢創建了購房俱樂部，會員人數一度超過6000人。

“溫州炒房團”迅速橫掃中國各大城市，每到一處都掀起購房狂潮，引發的大聲叫好與憤怒聲討都不絕于耳。有媒體報道，當年的“溫州炒房團”總人數突破10萬，撬動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這些數字顯然以訛傳訛，并不確切；但它顯示出的資本力量，卻橫掃一切。

瘋狂炒房人

印象中，人們以為“溫州炒房團”一擲千金，肯定個個都是大小老板企業家。實際上不是這么回事。炒房團跟旅行團差不多，有老板有白領有村民，甚至還有賦閑在家的太太和老太太。這與溫州的家庭結構有關，很多溫州家庭都是男主外做生意，女主內管投資。炒房熱一興起，男人們沒空走四方，太太們就帶著鈔票闖天下。

在溫州農村，還有一股令人咋舌的“金融力量”——老太太。她們其貌不揚，卻是村子里公認的資金中轉人，講信用、有地位。不論誰手里有閑錢，都會跑到村中的老太太那去登記寄存，利息高、有保障。不論誰做生意要借錢，數百萬的資金老太太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信用極佳。有人據此稱溫州鄉村的這種金融文化為“老太太銀行”，極為貼切。雖然這些老太太大都沒文化，卻牢牢把控著溫州農村的金融命脈。當然，要從她們手里借錢，利息高達20%左右，也不是常人都敢借。

溫州媒體看準了“太太”們手握重金，很快組織起專門的“太太看房團”，為她們提供最新最準的房產信息。“太太炒房團”猶如旋風，橫掃上海的房展會。比對著溫州的高房價，她們去哪兒買房都覺得很便宜。

溫州“太太看房團”

令人稱奇的是，雖然“太太”們都手握數百萬，穿著打扮卻很普通，并非人們想象中那樣珠光寶氣。有時還會為5塊錢的盒飯跟帶團的人理論，極其精打細算。

不管干什么，溫州人都愛抱團。做生意如此，炒房更是如此。最開始，溫州人組團是希望買房時能有個商量。他們相信一人看難免看走眼，一群人共進退，都能相中的樓盤肯定錯不了。當然，抱團買房最大好處還是能議價，跟開發商集體砍價，折扣肯定比一個人來得大。

很快，江湖上便流傳起各種各樣的溫州人炒房故事。

2002年，某溫州炒房人以120萬的首付資金在上海狂買20套商住房，每套約20平方米。然后，他為每套房配齊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頂按揭，每個月還凈賺2萬。兩年后，房價暴漲一倍，便將房子全部脫手，功成身退。這個炒房故事此后成為教科書般的經典，幾乎被絕大多數炒房人所效仿。

接著，溫州某老板腰掛35把別墅鑰匙的傳奇紅遍網絡。但故事被多家媒體轉載后，連腰上鑰匙的數量都變得模糊不清，從22把到72把不等。有人表示，確實見過一位腰掛60把鑰匙的溫州炒家，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戶收租金，一天兩戶，一個月正好收完。更離奇的是，這樣一位大富豪竟然擠著公交去收租，讓人誤以為是收水電費的。

幾乎所有的售樓處都能傳出大同小異的溫州人故事。他們大都是西裝筆挺、面色灰黃的中年人，操著一口濃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話，跟漂亮的售樓小姐站一起簡直自慚形穢，卻能在人們最初鄙夷的目光中扔下幾麻袋現金，買下了幾層房或幾幢樓，讓所有人在財富面前大驚失色。類似的故事越來越多，且極富視覺和心理沖擊力。人們在驚嘆于溫州人太有錢的同時，也在飛漲的房價面前失去了任何抵抗力。

炒房團不是老板們的專利，工薪白領、機關干部也都參與其中。據說蒼南縣某機關干部，聽說上海有塊好地，被人攛掇著合伙“拿下”，便一狠心一跺腳賣了自家的房，搬進了出租屋。他跟著炒房團合資拿下土地搞房產開發，一年就把110萬投資翻成了1000萬。

溫州人有多狠，炒房前敢讓自己無家可歸；溫州人有多瘋，炒起房來全村全家總動員，老太太都敢來上陣。

全國大進軍

“溫州炒房團”迅速將上海、杭州“攻占”，接著開始向全國進軍。他們足跡遍及各大中心與省會城市，后來連二線、三線城市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大批采購，連片購買，不為居住，只為收租或轉手套利，儼然成為操縱樓市的資本大鱷。

地產開發商們大喜過望。他們發現，“溫州炒房團”具有無與倫比的品牌魅力，極力到溫州組織邀請。2004年，在溫州舉辦的全國房展會，更成為中國絕無僅有一大盛景。為期4天的展會，竟引來10萬人次的龐大人流，5000多平方米的展廳中人山人海，現場簽約的買房人成群結隊，像農貿市場般人聲鼎沸。最終，房展會成交金額竟逼近15億，人們第一次見識到溫州人如何像買菜一樣買房子。

“溫州炒房團”很快被不少地方政府視為“財神爺”。為了讓溫州投資拉動經濟，有的地方不惜提供包機，免費為炒房團提供一條龍服務。他們到后，房價大都會迎來一輪令人驚嘆的上漲。那么，他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炒房手法1.0

“溫州炒房團”不僅買的多、買的急，他們的炒作手法也不一般。

通常情況下，炒房團會集中拿下幾個樓盤。然后，統一商量出個高價，報到當地的二手房市場掛牌，于是人們很快就感覺到房價漲了。而在炒房團內部，還會訂立“同盟條約”，誰也不許低價偷偷出手，否則立刻會被踢出炒房團。由于溫州人愛抱團，更看重個人信用，價格同盟這招簡直戰無不勝，足以為拋售房產創造出令人滿意的價格空間。

很快，有人覺得這招都不過癮。更精明的炒房團會干脆在樓盤邊開家地產中介公司，專注炒作自家樓盤，堅決把房價做高。而毫不知情的本地人只見房價飆漲，即便開始對房價不認同、不買賬，但時間一長，怎么也等不到降價的人只好認栽。

來自溫州農村的大量小炒家，則以家族或同鄉集資參股的方式，參與到這場史無前例的炒房盛宴當中。他們集中大筆資金，以口頭托付的形式委托給牽頭人，讓他跟隨炒房團四處豪買。炒房委托人則見識不凡，不僅懂得觀察各個城市的城市規劃、政策風險、樓盤地段，還會特別考察當地的二手房市場，估計有無炒作空間、退出機制，絕不做無謂冒險。而一旦看準，便會迅速出手，聯手殺價后又聯手提價。這種集資炒家最看重風險，有時候為了快速獲利，甚至會直接轉手賣給其他炒家，賺的就是個萬無一失。

即便本金極少的“房蟲”，也有獨有的炒房之道——炒房號。他們尋覓到熱銷樓盤后，或是給售房員回扣直接拿房號，或是一天100塊雇農民工排隊拿號，再以數千或上萬的價格將房號轉賣給各類買房人。這種炒作方式是如此經典，以至于在今天，人們依然能見到此類炒作手法的各種翻版。

爭議炒房團

2004年，溫州幾乎陷入“全民炒房”大時代。伴隨著全國性的房價上漲，各地老百姓對房價怨聲載道，很多人炮轟“溫州炒房團”，認為他們正是炒高房價的罪魁禍首。不可否認的是，“溫州炒房團”所過之處，當地百姓也在恐慌性上漲中飛奔入場，并掀起了新一輪漲幅。這種互為因果的糾纏，讓人根本說不清其中的是非。

但另有觀點認為，溫州人只是買房愛扎堆，資金量與房地產市場的體量相比，其實微不足道，并非像媒體描繪的那樣，是驅動房價高漲的“洪水猛獸”。每個城市房價上漲的原因其實并不相同：有的是因為處于價值洼地，原本就太便宜了;有的是因為城市大規模拆遷，城鎮化過程中人為制造出大量剛需，但地方政府未能及時提供足夠土地以平抑房價所致，上漲其實是價值規律的體現。而“溫州炒房團”因為早早地發現了價值，所以為高房價背了黑鍋。

爭論沒結果，杭州、南京、成都等地已經開始調控，阻擊炒房團。這其中，既包括征收二手房個人交易稅，又包括各類專項打擊炒樓花、炒期房的政策；成都市政府甚至好心勸慰市民不要跟風入市，表示會盡快推出大量經濟適用房給高房價降溫……結果人們發現，這些一城一地的調控政策沒什么用：交易稅被轉嫁給了買房人；“禁炒令”則需要開發商自律；而經濟適用房一出，卻形成了城郊比價效應，反而給城里的房產價格托了底。

不管怎樣，人們認為中國房地產正積聚風險、醞釀泡沫。2002年12月，摩根士丹利發布研報，直言中國可能爆發一輪房地產泡沫，并導致銀行業的系統性危機。回望當年的盛世危言，再仰望今天的中國房價，堅硬的“泡沫”遠勝往昔，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炒房團進京

當年，中央政府對于房地產的暴漲極為擔憂。這不僅牽涉到社會穩定，更涉及到金融體系安全。但就是在令人擔憂的2005年，“溫州炒房團”正式“殺進”了北京。

長久以來，北京被“溫州炒房團”視為“禁地”。這并不是說溫州人沒有在北京一擲千金，他們也曾搶購過多處豪宅樓盤，但都用以置業安居，不像在別處那般以炒作、轉手為目的。這其中，自然有對政治中心的一份敬畏，另一個原因則是北京二手房市場遠比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落后，套現不便。另外還有種說法，90年代大批溫州人曾在北京爆炒期貨、遭遇慘敗，從此將北京視為“破財之地”。

2005年，整個長三角地區房價飆升，北京就像當年的上海，成為典型的價值洼地。多個樓盤迅速閃現“溫州炒房團”排隊掃樓的身影。短短半年，溫州流向京城樓市的資金就高達50多億。

更讓人意外的是，另一支實力雄厚、姿態低調的炒房團也進入北京，那就是以煤老板為主力的“山西炒房團”。他們開豪車買豪宅，在北京最高檔的樓盤出沒，遠非常人得見，卻驚動了建設部。后來，山西炒房團不僅在北京豪買，連已經被“溫州炒房團”炒高的上海樓盤，也無所畏懼。

溫州人北上，山西人南下，就此奠定當年兩大炒房團的炒作格局。

政府的憂慮迅速升級，隨即決心出重拳打擊“短炒房”。資料顯示，央行率先出手，調整住房貸款利率；接著，上海、深圳等地銀行叫停“一年內轉按揭”，要求短炒賣家必須先付清銀行貸款，遏制投機。調控來勢很猛，令人生畏，不少媒體急不可耐地宣告“全民炒房時代終結”。

但調控之初的效果并不明顯。大量地下“墊資”公司悄然涌現，讓變相“轉按揭”大行其道；炒房客只要適當提高首付比例，就能將調控效果規避于無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銀行間雖然停辦了轉按揭，但買賣雙方要是在一家銀行辦貸款，竟然可以照辦不誤。

當然，宏觀調控的持續終于讓樓市漸漸變冷。“溫州炒房團”也并非鐵板一塊，有人高位出逃已然暴富，有人高位套牢叫苦不迭。媒體則選擇性報道出部分被套炒房人的慘狀，以印證調控政策的巨大效果。但總體說來，“溫州炒房團”并不比其他買房人處境更差，他們入市更早、買價更低、融資能力更強。而不少本地跟風的炒房人，既沒有“溫州炒房團”的資本實力，又沒有更多的融資渠道，只能在這輪調控寒冬中獨自苦捱。

炒房手法2.0

隨著調控深入，人們發現“溫州炒房團”有了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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